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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间走来—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2-05-13 13:35:26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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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田野调查是民族音乐学者深入实地考察、获取一手资料最为可靠的方法之一,同时,这一调查方法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体现了该学科的主要特征。田野调查在民族音乐学学科成立之前就得以广泛运用并延续至今,从遥远的蒙昧时期到比较音乐学时期,再到民族音乐学在美国发展时期,最后到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本文将以田野调查四个阶段为依据探讨其发展路径,并总结田野调查在各阶段呈现出的特征。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 田野调查 发展路径
 
  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由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他根据自己在巴布新内几亚群岛的经历出版《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从此翻开田野调查工作的新篇章。这一方法首先运用于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后引入到民族音乐学中。本学科田野调查指学者为了获得相关研究资料,远离故土,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环境中做调查研究。最初学者们倾向于对“原始”村落与部族等田野点进行考察,近年来随着社会思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们把田野点扩展到中心城市及虚拟网络等地。田野调察正面临着新局面、新方法及新手段,正如库里与巴兹两位学者所言:“旧式实地考察已死,新式实地考察永存”。①本文通过梳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路径,不仅能看清当下,更能把握未来,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明确民族音乐学今后的发展道路。
 
  一、蒙昧时期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田野调查与殖民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密切相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殖民统治者大肆扩张领土,其势力逐渐扩大到亚洲、非洲、美洲等地,为了能够迅速掠夺土地和黄金,殖民者开始对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背景进行比较研究。此时,航海家、传教士及文化学家等人在异国“田野”搜集的文献成为民族音乐学最原始的研究资料。其中典型为耶稣传教士阿米奥特,清朝时期他久居中国,在这期间阿米奥特惊叹于存在着与他相异的人类,自己所喜爱的欧洲音乐在中国得不到认可,于是展开了他的研究,并撰写了《中国人的音乐记录》,内容包括他对中国音乐的观察、中国历史及音乐文献的研究等。这一时期专注于研究异国音乐的文章著作还有许多,如法国思想家蒙田的文章《食人的蛮族部落》、法国外交家方顿的《关于东方音乐,与欧洲音乐之比较》、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中国音乐古今录》等。这些著作并非专业音乐学者所写,但却将“他者”的音乐文化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并将自身的音乐与非欧音乐进行比较,重新审视自身音乐与他者音乐的关系,从而孕育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只是人们出于猎奇心理,对所到之处的音乐进行简要记录,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对音乐的描述和解释,而不是理解。同时,他们带着“西方音乐中心论”的观点对其他地区的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并试图将这些异于欧洲传统音乐的“他者”音乐文化公布于世人面前。此时将欧洲音乐视为全世界音乐中心的观点成为比较音乐学时期田野调查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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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较音乐学时期的田野调查
 
  在前期思想的影响下,田野调查随着比较音乐学的崛起而逐步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于1885年出版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一书标志着比较音乐学的成立。这一时期田野调查处于初步发展中,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并未走出书斋,因而该时期的研究被称为“扶手椅上的研究”。此时田野调查中的音乐研究包括采集资料和在实验室中分析两个部分。进行音乐研究的思想基础为地理地质学科文化圈层理论及进化论;其主要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为1885年艾利斯的“音分测量法”以及188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尤其是留声机的发明,与田野调查的展开有着密切联系。学者们在田野调查中主要关注两项研究内容,一为对各民族音乐本体进行客观记录保存及分析比较;二则关注音乐的起源问题。之后比较音乐学家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研究工作,而这种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为比较音乐学立足于现代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进行田野调查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为“柏林学派”,该学派关键的三个人物分别为施通普夫、霍恩博斯特尔及萨克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他们强调对音乐进行分类、描述以及对音乐结构进行分析。如施通普夫于1886年对贝拉库拉印第安人进行了大量田野考察,他运用留声机对其现场表演进行采录,随后将录音转记为五线谱并进行统计性描述,最终出版巨作《贝拉库拉印第安人歌曲》;随后他又与阿伯拉罕合作,借用蜡式滚筒录音技术采录了暹罗人戏剧团的表演,这一方法成为柏林音响档案馆的主要研究技术之一。霍恩博斯特尔受文化圈层理论及进化论的影响,对中国与南美洲的管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管律制度在南美洲的早期流传;此外,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通过对音高和音阶的具体测量得出乐器分类体系,即将乐器归为“体鸣”“膜鸣”“弦鸣”及“气鸣”四类。该学派在田野调查中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扶手椅式”的研究也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评与质疑,我们应批判继承其为我们留下的理论及方法。
 
  当田野调查在西欧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东欧民族主义也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其主要代表为匈牙利的巴托克和柯达伊。二人在田野过程中主要使用录音机对民间音乐进行搜集,并借助“地域文化理论”对周围国家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分类,其主要目的是将整理的民族音乐元素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巴托克和柯达伊结识于1950年,二人志同道合,带上爱迪生发明的卷筒录音机开始对匈牙利民歌进行收集、整理工作,后来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东欧、北非及土耳其等地,期间录下了几百筒音乐并记下了大量笔记。巴托克和柯达伊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及音乐分析,不仅使他们发现了真正的匈牙利民间音乐—农民音乐,而且使各民族散落于民间的民歌得以系统整理。东欧民族主义对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并运用自己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对这项工作的原则、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田野调查中已经出现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在研究中强调对音乐进行实证考察,并对原始村落的音乐本体特征给予实验室数据的比较分析。学者们通过对音乐的比较研究,达到“以己观他、以他观己”的文化比较与反省。②新工具的出现亦推动此时田野调查的发展,研究者不再现场记谱,而是将音乐录制后回到实验室进行记录,通过录音不断修改完善其乐音,使音源的准确性得到保障,使记谱较之前更加精确。
 
  三、民族音乐学在美国时期的田野调查
 
  随着二战爆发,“柏林学派”许多学者被迫移居美国,并将田野调查研究中心转移至此。经过欧洲音乐学与美国人类学的对立与融合,最终孔斯特于1950年发表《民族音乐学》一书,标志着民族音乐学正式确立。这一时期学者们在田野调查中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他们不仅关注音乐结构的具体分析,而且主张通过体验局内人的音乐行为来理解与阐释其音乐文化,参与观察成为其具体研究手段;其研究方式随之从追求量化的科学实验走向质化的经验分析,研究视角从共时性音乐比较转向注重音乐历史形态的研究。此外,学者们在田野调查中受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促使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各民族的音乐均有其特色,应尊重各民族音乐。在各种思潮的影响及田野调查工作不断深入中,学者们在学理层面提出研究理论来指导具体实践工作的展开,这些新的理念作为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工作的“手册”,促使其迈向更为广阔的田野。
 
  “美国学派”在此时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代表人物分别为博厄斯、胡德、梅里亚姆及内特尔等人。如博厄斯田野调查中尝试使用摄影机拍摄田野影像,并强调归纳法、参与观察法等方法的使用。如在对北美夸库特印第安人进行调查时,博厄斯不仅使用照相机对当地庙宇、人物肖像、人的身体部位等进行拍摄,还使用摄像机对当地舞蹈进行详实记录;随后,博厄斯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北太平洋沿岸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亲自组织考察队前往印第安部落与西伯利亚东北部,研究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关系,通过这次考察,博厄斯出版了内容丰富的20册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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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亲自参与到其他民族的音乐过程中,由此提出“双重音乐能力”的理论,侧重于音乐本体的研究。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时,胡德对佳美兰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不仅对佳美兰音乐进行搜集和深入学习,还走访了当地音乐家并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从而获得大量真实有效的资料,并出版关于印度尼西亚音乐的著作论文。梅里亚姆与胡德观念相反,认为民族音乐学应强调人类学的因素,重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并认为音乐不能脱离人而单独存在,因而他提出“概念-行为-音声”的三重分析模式。梅里亚姆在田野调查中还注重统计学随机采样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通过研究音乐个体来说明音乐总体全貌。如在论证音乐结构要素的哪些方面可以决定音乐体裁的特征时,他会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旋律、音高、音程及节奏等要素进行抽样分析。
 
  内特尔则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借鉴了音位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了主位-客位及局内人-局外人的研究视角与立场,体现出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如在对黑足印第安人的音乐进行田野调查时,内特尔首先将自己作为“局内人”,深入当地生活,体验并理解当地音乐文化;同时又将自己作为“局外人”,以学术视角进行民族音乐学研究。
 
  田野调查在美国受到多种思潮的影响,在发展中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及理论,在后期更是呈现出多元杂交的研究特征;其研究视角也从客观描述、分析音乐结构转向将音乐置于各民族文化中进行理解与阐释。随着20世纪以来科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将田野调查范围扩展到“家门口”、虚拟网络世界等地,此时田野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成为研究的一种“方位”,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③这些研究视角及研究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落地生花,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
 
  四、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时期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采风,自周代到近代,中国社会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从未中断,采风目的由“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④转向抢救面临失传音乐和为创作服务等。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其研究仅停留在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层面,并未对音乐做出科学细致的分析。随着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探索,并在不断发展中提出新的观念及方法。中国大量民族音乐学者展开了田野调查,不论是“资深”学者还是青年学者,都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田野调查工作打开新的研究格局。有的学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对象,如洛秦教授的学生刘莹以上海音乐图书出版社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上海城市音乐发展的作用以及在上海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6000余种图书进行细致分析,从而透视出上海音乐图书出版的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对书目价格、选题、装帧等方面的详细分析,找出音乐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和对上海音乐文化建设的作用。可见,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打破了其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对于城市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有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借助新的科技手段,如王钰跟随导师对广西壮族“魔仪”音乐进行田野调查时,注重对魔仪采取“全息式”记录,即从录音音频、录像视频、拍照图片和记录文字全方位记录魔仪中
的每一细节。⑤正是研究者配备了如DAT-SONY D10及磁带、AIWA磁带录音机、传声器AKG ORTF CK1X、DV-SONY DCR-VX1000、Panasonic数字相机、Nikon D70s数字单反相机等科技设备,才能对该仪式场域内一切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记录。由此可见,新型设备的不断发展促使田野调查研究手段进一步革新。
 
  还有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注重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项阳先生对山西乐户的考察独具特色,他运用口头传统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乐户后人群体口述史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梳理。在采访陕西户县乐户后人崔永义老先生时,记录道“他告诉我其祖上是明代大官,因犯法被贬‘充乐’。雍正禁除乐籍之后,他们家族被县太爷分配至大王镇,以民间礼俗用乐为生计,这就将其家族所承载的官乐带至民间。”⑥由此发现在山东泰安地区、山西壶关六大家族、陕西绥德等地区的乐户后人都有类似的表述,从而得出官乐到民间流传动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口头传统分析在历史民族音乐学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它利于学者们获得文献书籍之外的关键信息。再如,李莘在河北霸州胜芳镇民间花会摆会活动的田野报告中采用了“双窗口阐释法”,在其报告中设立双窗口记录格式,左窗口内记录其观察到的摆会活动现场,右窗口内记录其现场感受和理论随想。这一研究方法促使李莘一边观察研究对方音乐行为,一边开启研究者自我主观反应的窗口,有助于提高其研究的客观性及学术价值。
 
  田野调查中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受到复杂环境、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田野工作中,学者们的研究视界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得以扩展,他们不仅注意到新的研究对象,而且注重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并且在田野调查中不断吸取前人经验及研究成果,将其推向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正如人类学常常将田野调查喻为“通过礼仪”,即进入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人礼仪;民族音乐学中的田野调查对学者们来说亦是一种考验,他们必须历经数次田野调查,才能从“稚嫩”走向“成熟”。学者们不仅要熟练运用田野调查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而且要从纵深处了解其发展路径,这样才能正确审视并深刻理解田野调查,从真正意义上完成这一“通过礼仪”。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⑦
 
  本文通过对以上各时期田野调查的分析,可以看出其随着人们认识论的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动向。首先,方法论从实证主义转变为人文阐释。学者们在比较音乐学时期的田野调查中强调音乐本体的客观性、科学性分析,而在美国民族音乐学时期则专注于将音乐置于文化中进行阐释与理解。其次,研究空间从现实世界延续至虚拟网络。这主要体现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访谈形式及资料搜集两方面,其访谈形式由过去面对面交流扩展到在网络中通过聊天软件进行访谈;资料搜集不必深入到遥远的田间地头,通过网络中“数字图书馆”、搜索引擎等手段即可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但网络上的材料缺乏真实性,仅能作为一种参考,需要对庞杂的资料进行谨慎辨别。最后,从传统文字记录扩展到现代化、全方位采集手段。田野调查中研究手段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从最初的文字记录到使用卷筒录音机、传统照相机及摄像机等设备,最后到传声器AKG ORTF CK1X、Nikon D70s数字单反相机等科技设备的使用,正是有这些科技设备的支持,学者们才能多角度、全方位的记录音乐场域内的一切文化现象。
 
  田野调查带着它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从乡土间逐渐走来,走向城市中、走向网络中、走向人们视野中;这一路,田野调查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经验及研究成果,我们要在前人的脚步中汲取精华、吸取养分,从而推动田野调查迈向更加广阔、更为坚实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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