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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铉:从联络情报专家到将军大使论文

发布时间:2023-02-08 14:54:04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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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我党隐蔽战线的联络和情报专家

  冯铉在从事驻外大使之前的革命经历大都战斗在我党情报和联络战线,从我党早期情报、联络、外交战线可以看到冯铉的足迹。

  冯铉,1915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市(常州市)横林镇余巷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家庭,在武进县立中学读过初中。

  1931年,冯铉16岁,经在东北已参加革命的叔叔冯仲云介绍,离开老家来到哈尔滨,先考入哈尔滨电业局所属电工学校,后在电车公司当电车售票员和电车司机。受冯仲云革命思想影响,1931年他加入少年共产国际,建立团支部,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参加并领导过著名的1933年5月电车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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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年仅18岁的冯铉由于工作出色,被组织上派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军事和情报。在学习期间,冯铉接触了各界人士,在离开苏联时,他已经能讲流利的俄语,这为他以后的情报和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苏联同学中,有很多后来做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1935年,冯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6年11月中旬,在苏联从事情报工作的冯铉突然接到回国的指示。原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织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团长是陈云,副团长滕代远,冯铉做翻译,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管译电。他们的任务是:从中苏边境的新疆霍尔果斯入境,赴新疆迎接红军西路军。

  1936年秋,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3个军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

  西路军于1936年10月25日,从甘肃省靖远县向河西走廊进发,执行打通国际交通路线,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1月11日,党中央命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下辖红5军、红9军、红30军,全军共21800余人。

  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区,11月份已天寒地冻,西路军与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十余万敌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约2万人。但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没有根据地做依托,缺粮少弹;地理环境险恶,甘肃西部南有海拔三至五千米的祁连山,北有北山和沙漠、戈壁滩,中间为一条狭长的走廊,回旋余地很小;加上西路军长时间行军作战,未得休息和补充,终于在1937年3月中旬同敌人在张掖县西南的梨园口进行殊死搏斗后失败。

  西路军失败后,由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甘宁苏区;成立西路军工委,由李卓然任书记,余部两千人组成左、右和机动3个支队沿祁连山两侧游击;以红30军所余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往西打游击。

  1937年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850余人,历尽生死磨难,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余人终于进抵新疆的星星峡。

  这时,正在中苏边境等候的陈云、滕代远、冯铉一行5人,在苏联的斡旋和帮助下,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多次协商正式建立了我党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盛世才准备了50多辆大汽车,车上满载着武器、服装和各种食品,并派了1个苏联籍的军事顾问、1个营的武装部队护送陈云、滕代远、冯铉等前去星星峡,营救了西路军的主要领导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人和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坐车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

  7月下旬,陈云、滕代远与西路军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决定,将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设干部队和4个大队,对外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兵营,由盛世才按新疆军队标准承担全部供给,对外称“新兵营”,冯铉任“新兵营”政治处主任。

  根据党中央指示,为“新兵营”400余人开办了飞机、坦克、火炮、骑兵、情报、电台等业务训练班,陈云、滕代远、冯铉亲自传授文化课。后来苏联为“新兵营”送来许多医药和教学器材,还派来莱翁杰夫、马捷洛夫、马钦诺夫等优秀的空军、坦克、炮兵、通信等方面的军事专家,冯铉运用精通俄语的特长,为苏联专家教学中与西路军学员的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教员和学员都很满意。

  “新兵营”学员学成后,分几批先后回到了延安,成为我军航空兵、装甲兵、炮兵、通信兵的稀缺人才。“新兵营”队伍中,还走出了28名开国将军。

  1940年2月5日,冯铉从新疆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情报一室主任,参与了社会部的创建,并从事国际共运联络工作。社会部是中央的情报机构,冯铉创办了《书报简讯》内部刊物,每期都送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多次表扬这个刊物办得好。

  在延安,冯铉还负责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的记者联系,这是中苏两党情报系统之间联系的渠道。

  1946年1月,抗战胜利后,冯铉受中央指派,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在与美军代表和国民党代表打交道中,冯铉斗智斗勇,初步展现出了外交才华。

  1947年初,冯铉受党委派辗转千里到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会合,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叔叔冯仲云。同年5月,冯铉被任命为东北社会部副部长兼大连情报处处长。

  冯铉之子冯航君回忆说:“我父亲长期做情报工作,以东北社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大连情报处处长,先后在隐蔽战线工作40年。大连情报处自1947年3月份成立以来,自始至终是在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同志、东北社会部邹大鹏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其中的成绩和他们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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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连,冯铉领导的情报处配合东北野战军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他们策划领导了辽南国民党几个师的起义,受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嘉奖。东野领导人曾经讲过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能顶上个主力纵队。在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三个机要参谋里面就有两个是大连情报处的地下党员。

  冯铉在兼任大连情报处处长时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接待运送从香港来的大批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当时,大连是苏军管辖区,冯铉负责与苏军交涉,利用他们的轮船,运送一批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北上在大连靠岸,转道去解放区,这些民主人士中有沈钧儒、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李济深等,为我党的统一战线输送了大量宝贵人才。此外,冯铉还利用苏联轮船调度转运了解放战争急需的物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冯铉从大连调到天津,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天津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

  任瑞士大使在外交战线建功立业贡献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冯铉由于丰富的情报、联络、外交工作经历和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的经历,被党中央选定为驻外大使人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驻瑞士公使的岗位。

  西方国家的瑞士能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实属不易。当时美国通过北约组织孤立新中国。1949年6月美国专门向瑞士政府发出“贵国过早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将很不适宜”的警告电报,但瑞士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认比晚承认好”。瑞士方面顶住来自华盛顿强大的政治压力,1950年1月14日,瑞士政府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表示承认新中国。

  1950年1月17日瑞士联邦政府主席兼外长马克斯·珀蒂皮埃尔致电毛泽东:“瑞士决定在法律上承认新中国并准备与贵国建交。”瑞士成为最早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

  很快中国与瑞士建交的洽谈在北京举行。中方提出双方建交的一个前提(瑞方必须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往来)和一个问题(如何处置旧中国政府在瑞士留下的财产问题)。

  1950年1月下旬,瑞士政府一面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即通知国民党驻伯尔尼公使与之断绝关系,并表示中国国家财产现由瑞士联邦政府外交部负责保管,准备将来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派之代表。

  6月30日,外交部在对瑞方的答复信中表示,对瑞方断绝与国民党政府一切关系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瑞士合法资财所有权表示满意。中瑞于1950年5月和6月在北京进行的两次建交谈判十分顺利。

  1950年9月14日,中国与瑞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互派公使。

  谁担任瑞士首任公使早就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0年5月10日,毛泽东任命时年35岁的冯铉任中国驻瑞士首任公使,他是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0年10月15日,冯铉奉命率一支精干的小队伍奔赴瑞士,他们乘坐火车,通过满洲里,再乘飞机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在那里建立使馆。

  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冯铉在伯尔尼向瑞士联邦主席彼蒂彼爱递交国书,驻瑞士使馆成为中国当时在欧洲最重要的外交机构。

  瑞士虽然同中国建交,但仍把中国看成敌对国,他们严密监视中国使馆的一举一动,其特务机关就建在使馆的围墙外。冯铉领导全馆人员在特殊的环境里,开展外交活动。由于瑞士是中立国,中国不断派出各类代表团访问欧洲,许多以瑞士为目的地,更多的是通过瑞士做桥梁路过的。中立国有利于开展国际调研,使馆的接待和调研任务异常繁重,冯铉带领大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冯铉在瑞士任公使期间的突出贡献是帮助大量爱国人士和著名科学家、艺术界人士通过中立国瑞士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这条回国的特殊通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冯铉的继任者李清泉大使1965年成功利用这一通道,帮助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经日内瓦秘密返回祖国,在世界引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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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铉在瑞士工作期间还参加了1954年周恩来率领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为中国代表团日内瓦会议的食宿安排和谈判作出了贡献。会议期间,还安排周恩来会见了瑞士联邦主席陆巴特尔和时任外长的彼蒂彼爱。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冯铉还巧妙地安排了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的秘密会见。

  为落实这次会晤,冯铉在会晤前做了周密安排,他先在6月22日安排周恩来在万花岭别墅接见了法国驻瑞士大使让·肖维尔,就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

  肖维尔提出,希望中方考虑法国新政府的微妙处境,会见需要保密。日内瓦是国际间谍云集的地方,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派有特工高手潜伏在此。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露面的周恩来,一直是西方大国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新中国总理与西方大国法国新总理会晤,将会震惊世界。如果会晤泄密,对刚刚组阁就任的法国新政府不利。在日内瓦会见显然不适合。肖维尔提出,法方要求邀请周恩来到法国边境内某地会晤。

  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在法国境内会见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兼外长,因为法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最后,双方确定会见地点定在中立国瑞士偏僻小城伯尔尼的法国驻瑞士大使馆内。

  周恩来一行到伯尔尼已是23日下午。周恩来偕同代表团李克农等在冯铉的陪同下,进入伯尔尼的法国驻瑞士大使馆,受到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驻瑞士大使肖维尔和法国外交部官员吉勒马兹的热烈欢迎。孟戴斯·弗朗斯也是当天从巴黎赶来的,先乘飞机至法瑞边境某机场,然后再换车过境来伯尔尼。

  这次会晤是中法两国总理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会面。尽管双方都带着翻译,但周恩来一开始就用法语说话,使得这次会晤不禁显得友善与亲切。

  在会见前,孟戴斯·弗朗斯一直有所担心:此次是法方为解决印支问题有求于新中国,中方一定会讨价还价,周恩来肯定会向法国提出承认新中国及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具体要求。出乎其意料的是,见面之后,周恩来主要是询问法国新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方案,并且表明: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上,我们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条件。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首先是要停战,但军事和政治是互相联系的,现在讨论军事问题,以后还要讨论政治问题。通过选举达到统一,确立国内制度。这些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我们不能干涉。老挝、柬埔寨也一样。周恩来很希望法、越双方在直接接触中早日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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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戴斯·弗朗斯对周恩来顿时产生了好感,觉得周很通情达理。孟戴斯表示赞同周恩来的主张,并说在主要观点上双方意见是接近的。法方赞同“先军事,后政治”的步骤解决法国与越南问题,第一步应集中精力解决停战,包括军事集结区的问题。他回巴黎后将立即同法国远征军司令埃利将军会谈,并准备给在日内瓦的法方军事代表以明确指示。孟戴斯·弗朗斯希望周恩来运用其影响,推动越、法谈判的进程。

  周恩来一行于当晚赶回日内瓦。

  冯铉安排的这次中法高层秘密会谈,促成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进展: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和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殖民统治;为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础。

  冯铉在瑞士工作期间还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了积极的准备工作。1955年7月底,冯铉陪同王炳南大使乘火车抵达日内瓦。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次会议在国联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尽管当时美国与中国势不两立,但这次会谈奇迹般地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正是第一个协议确保了被美国百般阻扰的钱学森回到了祖国,使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进入了腾飞的年代。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6年2月,冯铉离开瑞士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但仅仅3个月又重新返回瑞士任职。5月,冯铉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士首任大使。

  冯铉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任公使、大使的9年间,为发展中瑞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9月14日,中国和瑞士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1951年11月,瑞士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1954年4月1日,中国在日内瓦设立总领事馆。此后双方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自1950年中瑞建交在对方首都互设使馆后,至今瑞士已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有4家外交派出机构;目前中国在瑞士的伯尔尼、苏黎世、日内瓦也同样设有4家外交派出机构。中瑞建交72年来,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边重大外交活动不断,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中瑞关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198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瑞士迅达集团第一个走进中国市场,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2007年,当不少国家热衷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产品滥用反倾销调查时,瑞士成为欧洲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9年驻瑞士的公使、大使工作,冯铉功绩卓著。国内的调查研究、情报科技各部门均给予很高评价。多年之后,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还说:“我们现在很多工作还是在冯铉同志的工作基础上展开发展的。”

  1959年6月,冯铉回国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又回到国家安全情报战线。情报、联络、外交三大战线珠联璧合冯铉回国后先后担任中调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联部副部长等职,在情报、联络、外交三大战线继续发挥着珠联璧合的作用,游刃有余地在三大战线为国家效力。

  回国后,冯铉虽然已经离开了外交部,但还继续发挥着作用。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961年,冯铉随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参加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1963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回击。由于冯铉早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他作为中调部的代表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九评”撰写工作,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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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铉还利用多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特长,参与破获了国民党企图暗杀中国出访柬埔寨代表团重大案件。1963年4月,刘少奇和陈毅访问柬埔寨前夕,中调部收到情报:台湾国民党情报局派遣上校特务张霈芝负责暗害访柬代表团,策划在代表团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并派枪手持无声手枪前去行刺。毛泽东指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为此中央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担任组长,冯铉也参与了侦破此案的工作。中调部在柬埔寨当局配合下及时破了案,捕获了所有国民党特务,保证了刘少奇和陈毅成功访问柬埔寨。

  1963年冬,周恩来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国际问题。会后,冯铉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2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份报告,并亲自写下200字的批语,全面肯定了这份报告,随后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冯铉成为小组成员之一,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冯铉给中央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议。

  1965年秋起,冯铉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改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翌年随刘少奇访问南亚国家。1970年6月4日至8日,他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陪同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部长德里·哈兹比乌一行,到山东济南参观访问。外事工作还始终与他相伴。

  1972年初,冯铉出任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负责我国的对外宣传及对外出版发行工作。

  1973年8月至1985年12月,冯铉担任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再次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接待一些外国的共产党领袖。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当晚奉命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一起,持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住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接着,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带领部里一些同志增援耿飚,负责审查播出的节目。冯铉严格把关,很快使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走上正轨。

  冯铉还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七大列席代表、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顾委委员。1986年1月16日,冯铉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党中央对他一生在外交、情报、联络战线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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