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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国旗国歌的确定及新政协会场的设计论文

发布时间:2022-11-18 14:58:2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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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国旗、国歌的确定积极建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会议于6月20日结束。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即:一、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

  第六小组的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组员13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由于马叙伦生病,第六小组直到7月4日下午才举行成立会,并于会上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决定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截止日期为8月20日。该条例于7月13日发布。

  这里我们看出,梁思成开始并不在第六小组,而第六小组里虽然有几位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但国旗、国徽和国歌还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与艺术要求,还必须要有对此特殊性有着精深理解的艺术大家和学术大家。于是第六小组于8月5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人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人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预定8月18日至20日为选稿时期,22日举行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会议,23日举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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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 论国徽设计方案。

  虽然截稿时间定在8月20日,但之后仍然不断有来稿,所以截止时间一推再推。初选开始之后的8月24日的统计,共收到国旗图案1865件、国歌歌词350余件、国徽图案18件(实际最后收到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意见书24封)。第六小组对这些稿件采取了审慎负责的态度,在北京饭店设立选阅室,将全部来稿陈列,供代表、专家、评选小组讨论审阅,进行初选。

  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开幕。22日,大会决议,成立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审查确定。委员55人,梁思成是委员之一。

  国徽图案由于应征者多把国徽想像成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少数合于体制的,又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最后保留的仅四五件。新政协大会召开后,在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基础上,23日上午,全体代表分十一组分别讨论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最后决定国徽暂不确定,另组专家组再行设计。国旗、国歌经过认真讨论,深入听取意见,后确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而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都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国旗,梁思成视野宽广,客观理性且艺术地分析了大星下横杠方案的不足,获得了领袖们的认同,连同多人一起促成了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的确认。应征图案汇总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初选了38幅进入复选,其中还有朱德总司令的作品。政协筹委会将38种国旗草案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9月23日,分组讨论时,各组认可第一图的112人,认可第二图的77人,认可第三图的185人,这三幅国旗草图,都是红底,黄星,加一黄条,横贯旗面。“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共和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国经济文化的发祥地。”把上面三个人数加起来,赞成前述意见的,已达到政协代表的过半数(新政协会议开会时实际参加人数为635人),因此国旗基本上确定了上述图案。但下午大会发言时,大家本着“如何把人民新中国在国旗上表现得更好些”的基本精神,又觉得此图案喻意虽好,形式上却有种割裂感。有代表这样提出意见,“黄条将旗划分为二,象征不统一,不好。”如何改正?郭沫若建议将此道横杠缩短至五星之下,毛泽东表示赞同。

  9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梁思成对横杠缩短的图案仍然觉得“非常难看、不庄严”。这可是郭沫若的主意,毛主席已经同意了的。可梁思成居然一点顾忌也没有。9月29日晚上,梁思成曾抽空给随军南下的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时的急迫心情和急切做法。他说,“我一看不得了,拉着周恩来将旗从图案观点、象征观点、在全世界旗型的观点分析,痛论其不可。同时还有许多人也反对此图,张治中说那黄条是孙猴的金箍棒;也有人说是一根扁担。”周恩来显然听从了梁思成的分析,并把所有人的反对意见都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虽然此图案已经自己同意,但还是觉得应该尊重大家意见,争取国旗图案得到更广泛的认同,随即提出了用五星红旗的想法。梁思成在信中描述了当晚这一过程,“在客厅中毛主席在客人中走来走去的谈话,看见张治中,他说:‘听说你不赞成那根金箍棒!’大家大笑,后来同郭沫若说:‘我们的黄河党怕要解散了!’他说:‘此图有许多人反对,本身就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如何能使它象征革命人民的团结呢?’后来他提出现在所发表的五星旗——那是应征图案中列入final(最后的)候选图案之一,大家都同意”。如果说其他人反对仅是直观感受的话,梁思成的意见就是站在学理分析的立场,运用艺术鉴别的眼光,通过世界视野的比较来说的,显然更具说服力,而“痛论”则体现出梁先生当时态度与观点的坚决与艺术家精神的绝决。应该说,梁思成的“痛论”在国旗最后确定在五星红旗选择上功莫大焉。

  关于国歌,梁思成首先提出了《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的建议。国歌应征词谱不仅比较多,而且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在内。郭、马、欧阳还都在第六小组里。新政协会议开幕后,审查委员会印发了一些歌词、曲谱让大家讨论,对一些作品还进行了试演奏,但大家听后都觉得不满意不完美,先是决定再征集一次,接着又决定从现有革命歌曲中选用。是梁思成首先向刘少奇、周恩来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好友张奚若先生的赞同,并开始一同极力主张采用此曲。在那封给梁再冰的信中,梁思成带着极其兴奋自豪的语气向女儿记载了这一过程和当时的心情,“关于国歌的选定,张伯(注:指张奚若)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制成的,而在抗日期间极有功劳的一首歌,也是这次大革命开始的一首歌。”他们的提议随即得到其他很多代表的赞同,认为这首歌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且在海内外广为传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应该采用。但也有人认为原歌词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句在新中国建立的形势下不合适,建议改词。为此,梁思成极力主张不必改,并详加阐明理由。他在信中说,“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说法国《马赛曲》就是一首军歌,辞中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辞,是历史性的歌辞,现在法国已是第三第四共和国,早已没有昏君了,可是歌辞仍不改。我们虽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是‘做奴隶的人’,但那是历史性的。”梁思成的话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共鸣。“刘少奇说,苏联国际歌中还在说‘我们饥寒交迫的人们’,他们早已不饥不寒了,仍是同样的唱。不必改了。周恩来也说:‘改了人家还是唱他唱惯了的旧词的,我看也不必改了!’于是我的主张得以胜利通过。”后来周恩来对大家解释仍用原歌词原因时曾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周恩来的解释显然采用了梁思成提出的理由。26日晚上,在听取了汇报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引申说:“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由于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所以毛主席肯定了后,“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这应该是新中国史上首次高唱国歌。梁思成形容当时心情,“高兴兴奋无比,那是一个最可纪念的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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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梁思成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崇敬的感觉,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的会中,我得以进一步地认识了毛主席,以前只觉其伟大,这一次会之后才知道他是多么随便多么和蔼可亲”。

  二、为新政协设计并领导修建会场

  而在参加第六小组之前,梁思成还接到了一项急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新政协会议设计改造修建会场。

  从6月15日的筹备会成立并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到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场基本上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只有7月5日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筹备会参加代表是23个单位134人。筹备会召开时,根据《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初拟代表总额是510人,加上其他参会人员预测应该达到700多人(最后代表总数是662人,正式大会召开时,实际参加大会的代表是635人,被邀旁听的来宾300人,国内外记者31人,加上工作人员,会场人员实际有1000多人),而勤政殿可能坐不下,不适合作为正式会场。7月5日的会后,发现怀仁堂作为会场虽然够大,但召开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大会,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大会,其条件、格局和氛围还不适应大会意义、规格和要求,必须进行改造。时间已经到了7月上旬,正式大会即将召开,真是叫时间紧任务重。找谁?文物处决定邀请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的梁思成来主持这项艰巨工作,同时负责会场修建的设计,另外邀请徐悲鸿、叶浅予、张仃、钟灵等人参与艺术方面的设计,建设工程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7月中旬,文物处的同志找到梁思成先生交给他这项任务时,明确说明,从设计到修建整个时间只有18天。

  早在平津战役最后关头,解放军围城待攻之时,一天深夜,一位不速之客——解放军代表悄然来找梁思成,请他标出攻城时炮火应该避开的著名建筑和文化古迹,自此毛泽东的作战室里,《平津战役态势图》旁挂上了梁思成绘制的《北平重点文物图》,由此,梁思成认识了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风范与胸怀,而共产党也认识了梁思成的学识价值与品格。面对重托,梁思成毅然领受。

  领受任务后,梁思成不敢有一丝一毫怠慢,立即赶赴怀仁堂了解掌握现场情况。这一看,梁先生觉得它与现代会场的要求相差太远了,非得彻底改造不可。

  现场是什么情况呢?架构格局上,下面是正殿,左右是配殿,正殿对面坐南朝北是一座戏台,四周围成一个四合院。这显然是当时内廷看戏的地方。按照习惯,如果看戏的人多,或者天气原因,会在院子上方临时搭一个天棚。现在这院子上方还搭有一个天棚,不过是袁世凯时搭的,由于搭时用的是钢铁架子,搭成就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再没拆掉。当时就那么搭的,也没设计,也没照顾与整个建筑风格的协调,所以外观上显得很丑陋。内部陈设上,一是乱,天棚下的高窗一带,布着或挂着很多电线、汽管,杂乱无章,很难看。二是旧,由于时间已经过去35年,虽然天棚没坏,但下面的地板早已朽坏,东翘西塌的,处处存在隐患。三是不适用,地板是平的,会场后面看不见前面,显然会影响会议效果;戏台要改成主席台,主席团要坐9人,还要设发言台,两边还要附记录台,主席台上的人和发言者都要让参会者看见,发言的声音要能听见,同时这台子还要作演出和晚会之用,要能演平剧和扭秧歌,原来的戏台宽度显然不够;不管是做主席台还是举办演出晚会,要方便领导或演员上下方便,因此还要设置活动的台阶;殿中原有很多柱子,这么多人参会,布置座位如何避开这些柱子的影响。外观感觉上,天棚电线地板颜色都不一样,清廷迁出后,大殿没得到相应维护,很多地方颜色斑驳脱落,旧有宫殿的颜色、怀仁堂前面的建筑风格与这次大会意义所需颜色、风格不协调……应该说问题太多了。时间容不得梁思成多想。但大家就是大家,梁思成就是梁思成。他还是很快拿出了整体方案。

  对主席台改造,为了适合大会需要和晚会需要,将原有戏台拆除,改成凸半圆形,适当加宽,主席台上另外设置一排座位作为主席团席位,主席台与会场以及与周围的台阶都是活动的;背面用浅蓝及橙黄色的绸子作成有折纹的背幕,橙黄色在中,中挂大会徽,会徽两旁分悬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画像。

  对座位安排,对应主席台的弧形,座位总体上也呈弧形,使每一位代表坐在席位上都能正对着主席台和发言人;会场中间空出走道,代表们的席位分列两边,中间两行每排八个座位,两边同样留出走道,最边的两行由于处于东西配殿受到柱子的影响,每排座位不再一致,而是灵活处置,多的十四位,少的只有三个座位;地板分成四层,后面的高度与正殿齐平,前面的比过去的还要放低,随着弧形座位的排列而成弧形的四层,使代表们的视线不再受阻;由于参会人员众多,每个座位所占面积只有65公分,前后长度只有1.15公尺,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为了尽可能减少代表们的疲倦,增加他们的舒适度,精心设计,椅宽58公分,前面桌子下面另安一层搁文件的复板,但复板与桌面的距离不能太大,使代表们坐下后可以把腿翘起来休息,为了保持会场安静,每个椅子虽然是活动的,但下面都钉上“橡皮钱”。

  对灯光和通风,会场内灯光一律采用太阳灯,沿会场四周用太阳灯连缀成一条圆线,主席台上面安装隐蔽的太阳灯,这样可使整个会场灯光均匀柔和,没有大的影子和刺目不愉快的感觉;通风问题,在东北西三面高窗上各装四具抽风机,以使整个会场保持适当而新鲜的温度和空气。

  对颜色和装饰,会场内外、前面宫门及东西配殿油饰一新,除了旧有的宫殿部分外,墙壁一律采用米黄色,以使与宫殿颜色相协调。在这个主基调下,座位和主席台采用楠木色,对那些难看的电线和线管,用蒙布将它们包裹起来,再在下面安一个架子将它们托住遮蔽,架子油成红色,蒙布用米色,上面画青绿点金彩花图案;会场外部垂花门保持原样,但门下高悬会徽,门上分列八根旗杆,以显得庄严壮丽;同时两旁小门加以扩大和提高,并将其上部砖墙抬成两个门楼,使原来两个小门变得庄严,且构成一种“迎人”的态势;会上各届各方代表致送毛主席和中共的锦旗,为了不影响会场的统一协调,一律悬挂在各个休息室内。

  在徐悲鸿等人的协助下,在营建公司的辛苦努力下,梁思成等人按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政协会议开幕后,大公报记者高汾在《人民政协开幕纪盛》报道中高度称赞:“新中国人民艺术家独具匠心,把会场布置得这样的朴素壮丽。”

  开国大典后,进步日报记者萧离曾就《政协会场的设计与布置》对梁思成进行了专访。梁思成说,当初高教会文物处请他主持这项工作时,虽然他感到时间紧任务重难于设计颇费周折,但看到中共商讨的作风,“重视历史文物的态度”,他非常钦佩才乐于承担的;他谦虚地说设计上仍然存在不足并为此感到抱歉,“因为会期迫促,全部工程(包括设计和施工)在十八天内完成,做好了之后感到并不尽如理想”,“‘事事多从忙里错’,如果时间上充裕的话,还可以纠正的”,“因为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权宜设计,希望代表们能原谅在矛条件下设计的苦衷”,“原来没有预备自己也坐在这个会场中的,坐在里面之后,看出了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心里更加惭愧,但同时也感到分外光荣的是能为这次开国大典的会议作设计人”。他最后说,虽然辛劳备至但精神方面却极为愉快,因为“我有了这个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在那封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中,他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

  凭着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深造诣,凭着一个学者的严谨与负责态度,凭着对中共领袖的敬佩和对中共作风的赞同,梁思成倾心力设计修建了新政协会议的会场,在新中国新象征即国旗、国歌、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择确定、设计建造上积极建言,同样倾心力设计建造。历史上将永远记下这一笔。他和林徽因将永远值得后来者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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