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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奠定古田会议思想基础的回信论文

发布时间:2022-06-23 11:44:24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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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朱毛会师后军队队伍壮大,但成份复杂,极端民主思想造成思想混乱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的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原宁冈县砻市镇)胜利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或“朱毛会师”,点燃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火炬。会师后的5月4日,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朱、毛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主要领导未变。
 
  朱、毛两支队伍会师合编后的队伍包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湘南起义农民军、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根据地内各县组织的暴动队、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等各种地方革命武装等。工农红军第四军统辖3个师9个团计1万余人,后取消师建制,红四军缩编为4个主力团,计6000余人。队伍壮大了,但也带来了新问题,一是供养困难,这么多官兵要吃饭穿衣,还需要枪支弹药;二是成份复杂,思想混乱。队伍里有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有参加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的农民队伍,有加入红军队伍的原国民党部队俘虏。另外由于战争减员,补充了大量新兵,新兵好多来自游民。从队伍人员家庭出身看,多数来自农民阶级,还有的来自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部队的结构成份变得十分复杂。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全军4000余人,共产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小商人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6%,工人出身的党员占23.4%。由于成份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滋生,主要有流寇主义、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忽视军队政治工作,认为政工人员是吃闲饭、卖狗皮膏药的等。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呈现出“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局面。但是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发动组织群众、创建根据地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设置“前委”和“军委”的争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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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写的《给林彪的信》(部分)。
 
  二、红四军领导层关于设置“前委”与“军委”的争议
 
  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是井冈山时期成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为中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前委领导下的军委书记为前委委员、军长朱德。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由于处境险恶、战事紧张,红四军前委于2月3日在寻乌县罗福嶂会议上作出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以便“应付恶环境,便于机断”。同年5月,红四军纵横于闽西各县,局面大为展开。为应对军队与地方繁多的工作,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刘安恭前不久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主张红四军应套用苏联红军的工作模式和方法,于是在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公开争论首先起始于1929年5月底在闽西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争论的焦点是保留还是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毛泽东主张撤销“临时军委”,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但是一些同志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保留临时军委,并指责前委“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有“书记专政”“家长制”倾向。双方分歧很深,讨论未果。
 
  6月7日,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毛泽东与刘安恭争论激烈。刘安恭说:“现在的问题是留毛和留朱的问题。”他大声说:“朱德是拥护中央的,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以为是,拒绝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说:“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负担,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更加严重的是动摇了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由于大家对刘安恭的说法十分不满,毛泽东在红四军又有很高威信,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新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2纵队司令员,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继任。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6月8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晚,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写信。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信中还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迎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信中支持毛泽东反对刘安恭并含沙射影地对朱德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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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林彪分别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红四军前委采取的态度是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当红军进驻新泉时,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于6月14日在新泉的望云草室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朱德在6月15日,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在复信中,朱德把他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作为一军的军事首长,他要求在军事机关实现“党给许的行政责任”和“核心作用”,不同意“党管理一切”的口号,提出“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主张在军内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实际上也使“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这样一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在龙岩城内公民小学,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大会最后改选前委,毛泽东差一票支持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6月8日白砂会议上因争论激烈,愤然辞去前委书记也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加之大家对陈毅工作也比较认可,这是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毛泽东落选的主要原因。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带着怀孕3个月的贺子珍以及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一行6人,心情不悦,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并养病。临行前,林彪筹集200银元送给毛泽东作路费,毛泽东谢绝了。
 
  红四军七大召开后,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军中主要领导人只有朱德一人,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极端民主化却在发展。为了解决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未能解决的问题,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先未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意见纷呈,毫无成果。
 
  三、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主要内容
 
  鉴于6月8日在白砂会议上林彪写信支持设立前委,主张党管军队,并主张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14日在新泉的望云草室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600多字的长信,简称《给林彪的信》。时值红四军在新泉休整,在这次新泉休整中,毛泽东科学总结了中共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战略思考。其理论思考成果集中地体现在这封信中。在信的开头,毛泽东首先表达了对林彪支持他主张的感谢,“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经过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信中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总结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建立地方政权和根据地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红四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最大问题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虽然争论的焦点是军委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设起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型的军队的问题,是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其他种种问题的争论都与这个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分支。信中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要“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信中对14个问题的分析,实际上蕴含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主要观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都得到了体现,从而指明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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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给林彪信中的观点奠定了古田会议的思想基础
 
  1929年6月底,毛泽东和红四军其他领导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时也把毛泽东和朱德答复林彪的两封信带去了,因此,这两封信成了他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央讨论、解决红四军问题时所需要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使得中央得以准确地了解红四军的真实情况,进而正确作出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意见。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委托周恩来、李立三研究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议。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认真研究了这些资料,支持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军队的经验等主张和原则,并让陈毅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并指出红四军应仍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带回红四军,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传达执行。“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结论,实际上采纳了毛泽东给林彪信中的多数思想观点,这对解决当时红四军中的意见分歧,坚持红军建设的正确方向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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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陈毅深感意外,同时感自己能力不足,干不了前委书记。10月,陈毅回到闽西,三次给毛泽东写信,胸怀坦荡,自我批评了自己不讲原则“和稀泥”的“陈毅主义”,并提出打倒“陈毅主义”。“玉阶(朱德)同志也胸怀若谷,欢迎毛泽东回来。”红四军10月19日开始的进军东江,没有毛泽东指挥,也遭受了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失利,大家迫切盼望毛泽东回来。朱德对罗荣桓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毛泽东在根本原则上是不让步的,看到原则问题已解决,大家态度这么诚恳,答应回到红四军。1929年11月26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迎接正在养病的毛泽东。苍茫暮色中,三位老战友重逢,态度都很客气。陈毅、朱德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领导紧紧握手。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已经为红军“政治建军”指明了方向。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移师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准备。
 
  红四军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得到贯彻,新泉整训成果得到巩固,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的核心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党的组织问题”,其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占了《决议》内容的三分之一。其中的观点几乎和《给林彪的信》一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古田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与《给林彪的信》中的“红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的14个突出问题所指出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等论述的主要问题,所论述的是同一问题,虽然表述方式不同,其实质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必须彻底清除“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从另一侧面论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虽然形式上是给林彪的一封回信,但从这封信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下的军队建设、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问题,其主要观点被中央“九月来信”所采纳,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落实。它不仅是一封给林彪私人的信,更是一篇关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铸就军魂的重要文献,奠定了古田会议的思想基础。古田会议,既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政治局会议,但是其奠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对党和军队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此召开,被称为新时期的“古田会议”,就是要继承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和精神,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给林彪还有一封著名回信,不要混淆了。古田会议结束后到年底了,林彪给毛泽东发来新年贺信,信中对根据地建设、对红军未来缺少信心,流露悲观思想。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问题,于1930年1月5日,回了一封信,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1951年这篇文章(信)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改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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