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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后勤队伍中的“两杨”和“两周”

发布时间:2022-06-18 15:11:08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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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投身人民军队后勤事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杨”和“两周”先后投身人民军队后勤事业。他们都是在中央红军工作。“两杨”是从红4军成长起来的后勤干部,都曾经担任过中央红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而“两周”则是从红5军成长起来的后勤干部。
 
  杨立三,是人民军队后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湖南长沙人,1900年11月生。早年曾投入湘军从事军需工作。1926年夏参加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前夕,根据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师部副官的他和师部参谋何长工等一起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这也是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时,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1团副官,随后兼任会计科科长,负责起义军的后勤事宜。在大会上,毛泽东对杨立三说道:“立三同志,以后我们吃饭就靠你喽!”此后,杨立三历任红12军军需处长、红1军团副官处处长兼经理处处长、红一方面军总部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中革军委总兵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他参与制定了红军最早的供给制度,废除了旧军队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实施打土豪筹款、建立根据地财政工作等,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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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三
 
  杨立三在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时,负责领导中央苏区所有后方军事机关、医院和工厂的工作。在当时农村的落后条件下,在不稳定的、没有后方的战斗情况下,依靠军队自行筹粮、筹款,建立一批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在任中革军委总兵站部部长时,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他先后担任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兼粮秣队队长等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部队筹措粮款。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为红军东征战役提供物资保障。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
 
  杨至成也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03年11月生,贵州三穗人,侗族。1926年春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起,杨至成直接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从事后勤工作,历任红4军军部副官长、红12军军部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1929年4月,杨至成担任红4军副官长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统一的军装。当时,红军占领长汀后,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杨至成带领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了4000多套军装,这是红4军指战员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后又组织建立了中央苏区的“赤色邮政”、红军的有线电话网和无线电通讯联络;建立了枪械、弹药、被服、纺织、鞋袜、卫生材料等20余个工厂,工人达两三千人,使苏区的军工生产蒸蒸日上;并创办了后勤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的后勤管理和后勤供给人才。结合红军后勤保障的实际情况,根据他的提议,中革军委于1933年7月正式颁发了我军第一个供给标准,使我军后勤保障向标准化、正规化发展方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杨至成遭受“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打击,被撤销总供给部部长职务,降为总供给部科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他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随刘伯承协助先头部队担负起开辟路线、发动群众和筹集物资的工作,使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为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提供了物资保障。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革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等职,为红军东征西征筹措物资,提供后勤保障。
 
  周玉成,1904年4月生,湖南祁阳人。因家境困难,1920年1月入湘军当兵。1926年7月所在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随部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7月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参加平江起义,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5军大队长、红3军团团长等职。1930年10月,周玉成调任红8军第4师经理处处长,开始从事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后任红3军团军需处处长、第6师供给部部长,红3军团供给部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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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成
 
  在任红3军团供给部部长期间,周玉成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队深入白区筹措粮款,同时逐步规范、完善部队供给制度和财经纪律。他大胆使用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充实红军的供给队伍。建立旬报表、月报表制度,启用复式凭证,废除司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简单管理方式。长征路上,供给工作更加艰难。他一度由军团供给部长降为管理员,但他忍辱负重继续为党工作。爬雪山,过草地,部队体力消耗巨大,不得不一路走一路甩包袱,最后只剩下军团的账本和维系全军团生活的一担银元。他把这些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把账本揣在怀里,让挑银元担子的战士时刻不离自己,道路难走时就把银元担子放在自己的马背上驮着走。就这样,艰难地支撑了长征途中红3军团的供给。
 
  周文龙,1909年1月生,湖南浏阳人。1929年10月参加浏阳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一方面军红21军军部管理科科长、红3军团代理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校务部主要管理学校的后勤工作。从此,周文龙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了后勤领导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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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龙
 
  抗日战争时期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夺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杨立三和“两周”先后奔赴华北前线,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夺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杨至成则是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身体原因,前往苏联治疗和学习,期间也历经坎坷。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立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八路军兵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当时,大批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住的问题。为此,杨立三亲自带着干部和战士们日以继夜挖窑洞,两个月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解决了近千名学员的住宿问题及教学用房。1939年4月,因前方八路军又遇到了棘手的武器弹药和粮草物资问题,在朱德、彭德怀的联名电请下,杨立三来到了华北抗日前线,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杨立三到职后,首先抓军工生产,根据根据地的设备、技术和物资供应,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出了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八一式”马步枪,并严格步枪的生产化、制式化,这种步枪在1940年投入生产,仅半年时间,便生产出3300多支,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除此之外,还制造出大量构造简单,威力巨大的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并开办培训班,推广生产和使用。很快,华北地区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掀起轰轰烈烈的地雷战,炸得日军晕头转向。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为解决八路军军工工人的供给问题,他造了一个“饻”(读作xī)字,以实物为单位计算工资。一“饻”,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上白布1方尺、中等家用煤1.5斤。每“饻”节约一点用,可供一个三口之家一日的生活费。以“饻”计发工资的办法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对于粮草物资的筹集,杨立三也很有一套办法,对内“精兵简政”,推动群众大生产运动,对外采取“对敌经济”政策,扩充资源,到1942年八路军的赤字渐渐缩小,1944年基本实现收支平衡。1944年4月,由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杨立三起草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向全军公布,明确提出“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扭转了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短缺的困境。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玉成历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供给部副部长、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部长等职。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深入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购买药品、医疗设备和军工生产设备,通过西安办事处运往抗日根据地。他根据华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调整供给标准,制定出一系列统一合理的供给标准,实行统筹统支,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他组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办军需工厂,生产各种被装和军需品,不断满足部队需要。他精心组织八路军总部创办了4个被服厂及一些鞋厂、纺织厂、皮革厂、干粮厂、油厂和染坊等。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战后,他根据作战动用的兵力多,流动性大的特点,创造性地把粮食加工成饼干、炒面和其他便于携带的干粮,大大增加了部队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百团大战后,他创办了八路军供给学校,并兼任校长,先后办班十几期,培训学员近千人,充实了八路军后勤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文龙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部长。任职期间,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他积极领导抗大师生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两个多月完成18000亩的开荒播种任务。各伙食单位养猪、养羊、养鸡、种瓜、种菜、种豆、开作坊、磨豆腐、做粉条,师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40年3月,周文龙被调到华北前线,任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政治委员,后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地满足军用民需。1943年12月,他主持了八路军总部后勤部供给会议,制定供给包干制度的具体办法,以解决军队的供给困难。作为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他积极协助杨立三认真总结战时供给工作的经验,不断改进优化后勤保障工作,为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戌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等职。因身体状况很差,他被组织送到苏联养病学习。1938年6月起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与刘亚楼、卢冬生等准备经蒙古回国,但由于边境地区遭日军严密封锁,被迫滞留乌兰巴托,靠卖苦力甚至讨饭为生,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回到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两杨”和“两周”投身人民解放战争,积极建立由军队和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后勤保障体系,统一组织实施后勤保障,适应了大兵团机动作战的需要,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杨立三历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兼经济部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职。他不仅主持全军后勤工作,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军工生产,还谋划华北地区解放军外线出击及各战略区解放军的经济建设和支前工作,并到山东与华东野战军共同部署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
 
  1948年12月,在西柏坡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杨立三主持起草了会议文件《各级后勤暂行组织大纲》。《大纲》在会上通过后,全军建立了统一的后勤指挥组织,实行统一体制,统一计划,统一调度,集中使用一切人力、物力,这不仅有利于统筹各解放区之间的物资调配,还为三大战略决战中实施统一的后勤保障提供了组织保证。
 
  1946年1月,杨至成回国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等职。他根据解放战争多以运动战为主,机动性强、规模大、任务紧、物资消耗集中等特点,狠抓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建立起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机炮厂、手榴弹厂、子弹厂、雷管厂、电器厂、被服厂、制药厂等军工厂36处,50多个兵站和医院、仓库,职工达两万多人。为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先后开办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护士学校等一批后勤学校。这些学校的建立,为部队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的后勤工作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通过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后勤人才,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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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
 
  解放战争时期,周玉成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部长、晋冀鲁豫后勤部驻南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兼邯郸办事处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等职。他积极协助兼任晋冀鲁豫后勤部驻南线司令部司令员的杨立三筹划进入中原地区作战的部队所需物资供应。后指挥负责淮海战役的后勤供给工作,每天动员数十万民工和上万辆小独轮车,加上500辆汽车,把各种弹药和物资送到前线。淮海战役胜利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高度赞扬邯郸办事处后勤保障工作对战役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渡江战役中,他根据不仅要胜利渡江,而且要扩大战果、挺进江南、长途追击等特点,要求后勤工作人员做好充分准备,保证部队挺进到哪里,供给就提供到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部长、中央军委后勤部参谋主任兼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他组织广大后勤人员从经费、物资、医疗、运输等方面保证晋冀鲁豫野战军军需,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提供了战胜敌人的后勤保障,被广大指导员誉为“好管家”。后负责为淮海、平津、太原战役和东北野战军南下提供后勤支援,保障第四野战军南下,装备华北解放军18兵团、19兵团进军大西北。
 
  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从战争年代后勤体制向和平时期后勤体制的过渡,人民军队后勤工作走上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其中,“两杨”和“两周”可以说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财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主持总后勤部通过建立和实施一系列后勤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与基本措施,组织领导总后勤部和各级后勤,狠抓后勤保障机构、实体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科学布局,在全军后勤系统中充实薄弱环节,全面地实施营房、医院、仓库、院校、汽车团、修理厂、科学院等一系列后勤基础建设,在实现战争环境
 
  向和平时期的转变中显著地提高了全军后勤的整体保障能力,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把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提高到一个新阶段。1954年11月28日,因患脑瘤在莫斯科病逝。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历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抗美援朝的三年中,仅中南军区后勤部就先后为志愿军抽调组建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5万多人,同时调运各种军需物资27万多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1955年9月,杨至成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1967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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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为他执绋送葬。
 
  新中国成立后,周玉成历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油料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等职。他先后组织召开全军财务、供给部长会议和财务工作会议,制定全军统一的财务制度和供给标准;规范全军财务纪律,为军队财务工作向专业化、正规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彭德怀亲自点将,要周玉成到朝鲜前线负责后勤工作,并将其安排在志愿军后方指挥所。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他组织志愿军后勤将士积极运送各种物资,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后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秋,因身体原因响应号召,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1955年9月,周玉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71年12月9日在西安病逝。新中国成立后,周文龙历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发展新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总后勤部刚成立不久,机构还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朝鲜前线所需作战物资,周文龙任部长的华北军区后勤部给予大力支持,成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二线后勤基地。担负起为各大区入朝部队补充弹药、服装等物资,为志愿军筹措、调拨物资及收容、治疗伤病员等繁重任务。所有这些,都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1955年3月,在解放军评定军衔工作即将结束之前,国务院决定新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恩来向彭德怀提出要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随后,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周文龙虽然感到遗憾,但毅然服从安排,就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1978年11月,周文龙重返军队后勤工作岗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982年12月,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2003年12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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