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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军旅轶事论文

发布时间:2022-06-17 11:20:01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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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惜失解放南京殊荣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第二、第三野战军兵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方向突击战法,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然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夺取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时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的陈赓,看出了这份《战役纲要》的奇特之处:
 
  在估计敌人或坚守南京、或放弃南京后,要求西突击集团(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以二野解决南京”,或“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而奉命从芜湖段突破的中集团(三野一部),“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截断京杭公路”,不让南京之敌逃脱。这就是说,中突击集团受命打进芜湖地区,却只能“监视芜湖”,主力要立即东进,把芜湖、南京这两块“肥肉”让给二野!
 
  看到这里,陈赓意味深长地说:三野领导同意把攻占南京的任务赋予二野,这是对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不惜代价跃进大别山、砸锅卖铁干掉黄维兵团的褒奖。在解放战争中,哪支部队率先打进南京,其荣耀有如反法西斯战争中谁先打进柏林啊!
 
  到底由二野哪支部队执行攻占或警备南京这一光荣任务呢?陈赓没有想到:总前委把这一殊荣赋予了二野第4兵团。
 
  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是“校长”蒋介石欣赏的弟子。让陈赓率部打进蒋介石老巢南京,将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绝妙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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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时期的陈赓。
 
  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国民党不堪一击。22日中午,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守军溜之大吉,南京瞬间成为“空城”,街头枪声稀稀落落,溃兵三五成群,市民人人皆危。4月23日上午,南京人民联合发起成立治安维持委员会,公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维持南京治安。当天下午6时,该治安维持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殷切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恳请毛泽东电示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
 
  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南京由坚城变成空城,而原定接管南京的第4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段,开到南京至少尚需10余日,且追歼逃敌更是当务之急。因此,邓小平、刘伯承商定:取消第4兵团接管(警备)南京的任务。由处于进军南京最佳出发位置的、属于中集团的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接收南京。
 
  4月24日,陈赓兵团奉命向浙赣路进军,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遗憾:“原定我们攻占南京的任务已不需要我们了。想不到国民党一点抵抗也没有,呜呼哀哉!”
 
  二、异国战场运筹决胜
 
  1950年7月,越南(北越)抗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越军准备发动边界战役,控制中越边界重镇高平。作为越军高级顾问,陈赓应邀指导这一战事。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守军又是精锐,直取高平显非良策。仔细研究敌情,陈赓发现法军部署的薄弱处: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沿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龙头高平、龙尾谅山两处重镇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东溪、七溪两个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遇袭,高平、谅山法军必然出援;而东溪、七溪地处崎岖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力排众议: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据点东溪——地处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打击高平、七溪出援之敌。显然,这是中国解放战场上常用的“围城打援”之策。7月26日,面对越军高层狐疑,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抗法战争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18日上午,越军攻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首次夺取由2个连法军守备的据点。
 
  与此同时,陈赓指导越军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引蛇出洞。果然,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犯,企图重占东溪,打通“四号公路”,落入越军圈套。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导越军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倾巢北援。面对强敌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坚持各个击破,先歼谷社山地残敌,再视情对付高平南下之敌。10月6日,他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越军最终依计行事。10月9日,谷社山地被围之敌、高平南下之敌全军覆没,那本上校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侥幸逃回七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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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
 
  由于陈赓指导得法,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坚决支持党中央决定,认为:中央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才能敢打;部队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才能善打。我们前线指挥员只有善打,逐步实现上级战略意图,才能体现中央敢打的决策是英明的。1951年3月初,陈赓出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立即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7月起,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志愿军面临天灾(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人祸(美国在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中封锁战役”——“绞杀战”)齐袭。
 
  而“绞杀战”的具体做法,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从而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阻滞志愿军前后方联系,窒息志愿军作战力量。所以,“绞杀战”又称“阻隔战”“窒息战”。
 
  在天灾、人祸齐袭下,作为兼后方勤务司令员的洪学智,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当时,前方战事甚紧,急需粮弹。只靠后勤工兵部队的几个团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再修半年也是修不好的。当时邓华不在前线,回国去了。陈赓已经到了志司,担任第二副司令员,我就找他商量。”
 
  洪学智报告:“陈司令,修路工程量太大,只靠后勤修,力量不够呀!修得太慢了!”
 
  陈赓深知粮道断绝之害,急问:“你有什么想法?”
 
  洪说:“得全军动手才行,除了一线部队,不管是机关也好,部队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都要上。另外,朝鲜群众也得上,因为人民军也要补充呀,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呀!”陈赓很机敏:“这个办法不错,开会研究一下吧。”
 
  于是,陈赓组织志愿军几位领导开了个会。陈赓让洪学智谈谈具体方案,洪学智直截了当:“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明确包哪一段,限期完成。1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全部通车。”有人觉得工程量太大,不好完成,陈赓一改平日和颜悦色,掷地有声地说:“这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他吩咐洪:“你把方案起草出来,然后咱们向彭总报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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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期的陈赓(左)与彭德怀(中)和邓华(右)的合影。
 
 
  方案起草完了,陈赓认真过目,连赞:“好!”于是,他们就一路去了彭老总那儿。彭总看了方案很高兴,说:“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这办法好!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
 
  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总又针对这项工作说:“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要迅速恢复冲毁的公路,要普遍加宽公路,修几条标准公路,有战略价值。”会后,陈赓负责督促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由于实行了分段包干负责的方法,加快了工程的进度。结果,只用了25天,就把道路全部修通了。
 
  晚年,洪学智回顾当年那一幕,感慨地说:“反‘绞杀战’时,陈赓副司令员运筹决策大修公路,就是大功一件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行’呀、‘动’呀,得有路呀!”
 
  三、全力支持导弹研究
 
  1955年11月,陈赓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钱亲口说出“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临了,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任务以后,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当年5月29日,他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召开,聂荣臻开门见山: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苏联)的技术援助口惠而实不至,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毕竟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实在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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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聂荣臻传》)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支持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这时,有人诉苦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话音一落,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荣臻听了这话自然有些不高兴,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
 
  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3至4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陈赓对于会议的成功功不可没。
 
  1956年至1957年,聂荣臻与陈赓多次商谈,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原子弹、导弹专业,以后报经军委批准,扩大成系,为“两弹”研究培养人才。
 
  由于陈赓等全力支持,聂荣臻主持的工作成绩明显。1958年9月,为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工作,“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由于聂荣臻的力荐,陈赓担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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