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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将军”贺诚论文

发布时间:2022-06-16 14:32:25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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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伐到起义

  贺诚,1901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龙门垭一户普通农家。他的父亲贺隆旦曾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同盟会发动的武装斗争。贺诚5岁入私塾读书,十分勤奋好学,1916年进入三台县城的潼川中学读书。学校中有很多思想进步、人格高尚的人士。忧国忧民的热血老师,经常教学生唱反帝爱国歌曲,讲述晚清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这种环境下,贺诚的思想得到启蒙,逐步形成了反帝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中学毕业时,他决定报考公费的北京大学。
 
  1922年,贺诚以第29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改称北京医科大学)。这期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期,贺诚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在学期间,他先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反曹锟贿选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运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五卅运动后,他经常阅读进步期刊《向导》和《新青年》,并仔细钻研了《共产党宣言》,开始坚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1925年底的一个晚上,由同乡、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左道之和另一位同志主持,贺诚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根据上级指示,曾到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斗争。同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与同学左治生等发起“梓光社”,出版发行《梓光》杂志,宣传新思想。后又组织四川革命青年社,各大学都建立了分社,社员发展到200多人。在革命活动中,贺诚结识了在中法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陈毅,以及孙炳文、王蕴中、吴涤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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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诚
 
  1926年,北方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党组织决定派贺诚到广东的北伐军担任军医。得到上级的指示,贺诚十分兴奋,从天津踏上了前往广州的海轮,也开启了他从事一生的革命医学事业。
 
  抵达广州后,在党组织关系还没来得及接转的情况下,他就被派往前线的总兵站送一批药品。此时的北伐军已经进至湖南,并于7月11日占领长沙,贺诚一路追赶,终于在衡阳赶上总兵站卫生处。移交完药品后,卫生处处长金诵盘却要贺诚留下,解释说:部队推进很快,前方急需医生。贺诚毅然应允,成为衡阳一所预备队医院的医生。
 
  1926年底,贺诚被派往武汉国民党革命军总军医处担任科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四一五”事变相继发生,这时,贺诚已由军医处调往典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属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系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要由武汉开往南京。贺诚无法得到中共组织的指示,他决定脱离典验委员会,到武昌的一家陆军医院当了医生。随着汪精卫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加快了同蒋介石同流合污的步伐,此时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大本营,贺诚经介绍来到第二方面军就任军医处处长。
 
  1927年9月,贺诚随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来到广州,担任第4军军医处医务主任。12月10日下午,经常跟贺诚交流时局看法的教导团营长王侃予派人告诉贺诚,今晚半夜以后有行动(广州起义),要预先把张发奎的人控制起来,听到教导团的枪声后立即举行起义。贺诚立即定下行动方案,向有关人员作了安排。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军医处长、书记官、军需官都被控制了起来。贺诚立即召集军医处全体会议,简要说明起义形势,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起义,并当即决议三条:一、宣布军医处起义;二、处决3名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三、同起义总指挥部取得联系,接受任务。
 
  贺诚带起红领带,带着一个勤务兵,前往起义总指挥部,见到了张太雷、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报告第4军军医处参加起义。张太雷高兴地说:“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请代表总指挥部向军医处同志们致意。”
 
  活跃在秘密战线上
 
  1927年12月16日,从广州撤出来的起义者1000余人在花县会合,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王侃予任政治部主任,贺诚任军医处处长。第4师随后前往海陆丰。后来因局势突变,包括贺诚在内的4名同志渡海撤离,经过5昼夜侥幸抵达香港,后经辗转抵达上海。
 
  192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贺诚和柯麟合办达生医院,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活动的秘密场所,贺诚化名贺雨生,柯麟化名柯达文。周恩来曾亲自就达生医院的任务、活动方式作出布置。为便于工作,中共组织批准贺诚与周越华结为夫妇。达生医院坐落在上海威海卫路春萱里,是一幢三层楼房,每间屋子都互相连通,右后门通向另一个街区,贺诚每次都周密安排所有的掩护、转移工作。利用过达生医院的除周恩来之外,还有向忠发、李立三、杨殷、罗登贤、陈赓、邓小平等。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患肺病,还经常来这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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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由于叛徒出卖,彭湃、杨殷被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达生医院关闭。贺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依旧开诊所,同时在华南大学、群众大学以做校医和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0年初,根据上级指示,贺诚、周越华夫妇离开上海抵达武汉,在法租界开办“华中大药房”,以此为掩护,建立起中共中央军委在长江五省总交通站。从各地来的同志通过这里与中共中央军委接通关系,许多党内文件通过这里秘密传递,药房还负责为红军筹办药品、器材。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任弼时、刘伯承、周以栗、刘云等人曾到药房指示工作,药房的直接联系人是办事处秘书长曾希圣。
 
  1931年初,贺诚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处长。领导红军的卫生工作对贺诚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他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如何获取药品、器械,培养医务人员,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一面组织收容治疗,一面进行调查工作。经过全面调查和反复思考,贺诚认为,总军医处必须从建立健全卫勤工作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确立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原则,扩大医疗队伍,解决药品、器材供应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在前方,贺诚见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向他汇报了一些改进红军卫生工作的看法。谈话中,毛泽东得知贺诚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十分高兴,说他还有一块“金牌牌”哩。毛泽东风趣地说:“恐怕你那个医大教科书上没有解决红军卫生工作的现成答案吧!”毛泽东鼓励贺诚:工作不熟悉没有关系,多走走多看看,多调查研究,边学边干边总结经验。当贺诚谈到医务人员很缺,准备自己办学校培养时,毛泽东立即问“什么人教?”贺诚回答:“白军俘虏留用的医生。”毛泽东叮嘱道:“可要注意呀,不要培养成白色医生,要加强教育,培养成红色医生!”贺诚谈道:药品、器材也很缺,想试试生产一些。毛泽东极表赞同,说:“那很好!先试试。让供给部抽一些胜利品给伤病员送去。”
 
  1932年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于都举行开学典礼,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加了开学典礼。贺诚兼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为卫生学校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教育方针,实行短学制,少而精,加强实际操作的教学方法,以尽快改变部队卫生人员严重缺乏的局面。
 
  10月,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贺诚任总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后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在此后的将近3年中,贺诚领导红军和苏区政府两个卫生工作部门开展了开创性工作,包括卫生工作方针、原则,卫生工作体制,卫生教育方针,群众卫生运动等,成为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发扬下去,并且为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贺诚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936年10月,贺诚抵达保安。后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并在苏联进修。在苏联期间,贺诚先后学习马列主义、俄文,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入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作研究生。
 
  在东北的解放岁月
 
  194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贺诚前往东北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工作。10月31日,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次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贺诚先后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部署,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设在佳木斯,卫生部在哈尔滨车站设前线指挥部,贺诚在佳木斯负责卫生部的全盘工作。
 
  1946年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由于气候严寒,战争激烈,大批伤病员拥向后方医院。由于部队新成份多,他们中很多人还存留着旧军队作风和游民习气,具体表现为自由散漫,不守纪律,不服从治疗,甚至刁难打骂医院工作人员等。贺诚不断收到各地伤兵“闹事”的报告,这种情况也引起总部首长的重视。
 
  贺诚认为,伤兵“闹事”基本原因是脱离部队的组织约束,以及后方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薄弱。他立刻从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伤病管理委员会入手开展工作,各医院逐步建立了由医院领导、各部门代表,以及伤病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住院伤病员组成连、排、班,由管理委员会任命和民主选举连、排、班长,建立起一套学习制度、生活制度、评比制度,依靠伤病员中的部分党员、积极分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吸收伤病员代表参与民主管理伙食。在医院工作方面,各医院大力宣传由总部首长签发的《告伤病员同志书》,深入贯彻“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恢复健康上前线”口号,着重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医院工作。在对伤病员的工作中,坚持多表扬、少批评、慎处罚的方针,坚持热情、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不久,医院整顿工作成效初见。伤病员中还开展了“前方当英雄,后方立新功”活动,医院工作人员中也掀起了创造优异工作成绩的立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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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破解医院技术水平低的问题,贺诚决定在全体工作人员中掀起新疗法、新技术的热潮。《健康》报集中刊登介绍新疗法的文章和推广新疗法的经验,卫生部编译局出版了《现代战争外科学》《战伤疗法》《卫生勤务便览》等书籍,贺诚亲自翻译了苏联彼得洛夫的《四肢骨折疗法总则》,医务局经常组织手术队到各医院开展巡回示范和交流经验,各二级军区卫生部迅速开办各种类型的技术学校,各医院经常组织学术报告会、技术学习班。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1948年1月,东北人民委员会成立,贺诚兼任政府卫生部部长。同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卫生部并入后勤部,贺诚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贺诚的医学思想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他认为将疾病孤立起来,单纯强调治疗是一种落后的、不科学的医学思想,包括食物疗法、物理疗法、体质疗法、精神疗法等在内的综合医学思想才是科学的、先进的医学思想。医务工作中,各个方面工作密切配合才是正确的方向。这些思想都对当时医务工作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辽沈战役前夕,根据东北军区参战人员和作战规模,东北军区卫生部部署了10万伤病员的收容工作。由于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下降,在辽沈战役中,东北全军伤病员仅有3.3万人。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入关时,贺诚协助前方卫生部组织了40多所医院随军入关。
 
  开创新中国卫生事业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令尚在沈阳的贺诚到北京接受新任务。贺诚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他在苏蒙8年和东北4年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对贺诚说:中央决定由你主持中央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工作,担子要由你来挑。为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准备安排李德全出任政府的卫生部部长。她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要尊重她,好好团结她。当前的任务是把两个卫生部的机构建立起来,研究如何开展工作。贺诚表示自己能力不强,是否另找更合适的人选。周恩来笑着说:你不行别人就行吗?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总算有了今天的胜利。我们党今天碰到的问题是领导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能力和水平问题是我们党的干部共同的问题,我们都是拿着黄牛当马骑啊,你就不必推辞了。
 
  接着,毛泽东也指示贺诚:要注意卫生干部之间的团结,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个人的优点,帮助干部克服缺点。要在认真总结经验和调查研究新情况的基础上,遵照党的路线精神,制定出适应新环境的方针、政策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贺诚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兼党委书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贺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李德全。
 
  8月,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亲笔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朱德亲临大会致辞祝贺,周恩来在大会期间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贺诚代表军委卫生部先后向大会作了题为《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卫生工作而斗争》的报告和《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报告》。
 
  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关于医学教育问题,贺诚指出:按照全国人口每千人一个医生的比例,以及全国人口对牙医、护士、公共卫生干部等17类医药卫生人员的需求,全国医务人员的队伍应为350万,要经过确实努力,在今后20年内逐步实现这一计划。为此,必须实行高、中、初三级制教育,以普及为主,实行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1951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培养飞行员,但航空医学在当时的中国尚属空白。为此,贺诚决定选调中国生理学创始人蔡翘主持这项工作。这年3月的一天,蔡翘从南京赶到北京。刚在前门一家旅馆住下,贺诚就赶到旅馆亲切会见了蔡翘。贺诚对蔡翘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还很困难,我们为了培养一个飞行员,花用的钱折成金条比他的身子都高。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医学来保障飞行员的训练和执行任务。请您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蔡翘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搞过航空医学呀!”贺诚说:“你有一般医学的深厚根底,又是专攻生理学的,我相信你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
 
  贺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注入了大量心血。1951年初,贺诚在全军各大军区卫生部长会议上就提议建立军事医学科学院,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这一建议。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这时,中国面临着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以及防原子、防化学武器等一系列复杂严峻的问题,必须集中一批医学专家,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求得具体解决办法,以适应现代战争对医疗救护的需求。建立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军队卫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8年3月,贺诚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被补授中将军衔。1962年,贺诚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75年8月,贺诚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77年8月当选中央委员。1988年7月,贺诚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11月8日,经过长期同病魔抗争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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