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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大法宝” 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论文

发布时间:2022-06-08 13:48:08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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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结合陕甘实际创建出的革命根据地。在其创建过程中,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一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进行了有益探索,“三大法宝”也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三大法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盘踞在陕甘各地的反动势力趁机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起疯狂进攻,残酷地镇压一切革命活动。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高举土地革命旗帜,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两当兵变等大小70多次起义,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这些起义、兵变相继失败,革命形势陷入了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界一带,创建了“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后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统一战线,创建“狡兔三窟”新模式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也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统战工作的作用至关重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总结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统战思想,不仅指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而且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源头之一。为深入挖掘和研究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和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研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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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用统战思想,创建“狡兔三窟”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这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陕甘大地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就是在偏僻的西北地区,忠实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们面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失败,重新审视如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就指出:“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①据习仲勋回忆,刘志丹曾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②马锡五曾回忆说:“志丹很重视根据地的建立,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是根据几年的根据地建立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要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的余地。”③因此,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同志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啊。”

  (二)政治上搞联合,创造苏维埃政权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④随着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陕甘边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形成。此后中心从寺村塬转至照金,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随着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有一大批觉悟高、有威信的农民,担任了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一套新的革命秩序得以逐步建立。在革命中心转到南梁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更是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期。在政权建设中,政治上搞联合,深入开展统一战线,群众反映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就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的主张。⑤

  (三)积极开展经济统战,打破敌人经济封锁

  陕甘边根据地历时6年之久,始终处于敌人“围剿”、封锁之中,革命中心不断转移。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兴办贸易集市,开展经济统战工作。在照金苏区时期,就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口开办了贸易集市。“集市刚成立时,规定5天一集,一到过集时,周围群众都来搞交易,上市的物品主要是粮食和蔬菜。”“不仅根据地群众踊跃上市,而且不少白区群众也到这里来出售物品。”对国统区来的商人,边区政府一律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还通过他们购买各种急需物资。通过经济统战建立的亭子沟集贸市场,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给养问题、方便了群众物资流通,还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二、武装斗争,实践“三色”建军理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高举武装斗争旗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正是将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紧密结合,陕甘大地才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一)开展兵运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

  早在1929年4月16日、6月22日,中共中央就两次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来信,并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的目前武装斗争的工作任务是:加强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的士兵,使之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派人打入农村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⑥同年四五月间,红石峡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三色”建军理论,即红色(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在国民党军队搞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哥老会、土匪)。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按照这一会议精神,派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借水养鱼”,从事兵运工作。⑦开展兵运工作的目的,就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党员,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但是,尽管积极努力,兵运工作仍然屡受挫折,通过“兵运”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创建红军的愿望没有实现。兵运工作是陕西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对此,习仲勋有过客观评价:“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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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击战争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战略

  在长期的兵运斗争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对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了解,也更加清楚如何发挥陕甘边区自身优势,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是要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刘志丹认为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发展成根据地。通过利用陕甘地形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就发展起来了。在陈家坡会议上,在对此前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中,实事求是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略战术,这是共产党人根据实际、运用游击战术的体现,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与独创。周恩来高度评价陈家坡会议的作用与陕甘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你们根据实际情况,打小仗不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这就很好啊!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就推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不和强大的敌人硬拼,发展起来了。”

  (三)创建红军是武装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⑨在经过大小70多次起义、兵变的失败后,陕西共产党人也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也正如刘志丹在总结起义经验教训时指出的:“搞武装斗争非靠山不可。应当先建立组织,积蓄力量,进而武装起来,打击敌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⑩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指出,“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任务”。根据这一决议要求,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进行整编,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陕甘边唯一一支正规红军,担负起了创建照金苏区的重任。

  三、党的建设,成为“两点一存”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击败强大的敌人,就在于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原因就在于此。

  (一)坚定理想信念,思想建党促党性

  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时期陕甘革命鲜明的特征就是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斗争异常残酷。面对残酷的斗争,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愈挫愈奋。“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他们坚守信仰初心的最好印证,刘志丹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就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习仲勋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不管多么辛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在敌人屠刀面前,王泰吉大义凛然:“这头颅任你割断,这肉体任你践踏,一切听自然。”李妙斋立下“不推翻这个贫富不公的世道我誓不还家”的誓言。正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者这种不怕牺牲、顽强拼搏、坚信革命最终会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念支撑下,西北革命星火延绵,革命中心由照金转至南梁、由南梁转至洛河川、瓦窑堡,最终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巩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

  (二)筑牢基层堡垒,组织强党保政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十分重视组织建设。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最高领导机关。

  加强组织建设,就是要扩大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1932年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就选定在群众和地理条件比较好的芋园村开展党建工作。据记载,“李妙斋在韩天成家,白天与群众一起上地干活,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家串户,秘密宣传革命。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李妙斋开始建立党组织,他发展了邓允乾、邓克勤、王金海、韩天成、潘世珍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芋园党组织成立后,积极将党员数量和党组织发展到周围村庄。边区特委还注重照金周边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这些基层党组织均由陕甘边特委领导。

  (三)锤炼优良作风,纪律建设倡廉洁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毛泽东概括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十分注意加强其作风建设,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照金秀房沟一个刘氏老太太就曾经回忆,“红军刚到秀房沟时,大伙都以为又是梁子(土匪)来了,都吓得躲到山里去了。过了几天,红军走了,我回到家,就看见一锅搅团吃完了,一缸酸菜也被吃没了,但罐罐里的鸡蛋还在,一个也没少,红军战士还在桌子上放着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这就是优良的作风。惩治贪官污吏,被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列为头等大事。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当时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的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放,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作风。南梁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这样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5元以上者撤职,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决。有了这条法令后,陕甘边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案件。

  历史已经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要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就是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各方力量汇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来;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就是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要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更加注重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依据、内在逻辑、实践导向,从陕甘边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养分。

  [注释]

  ①⑩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1998年版:198.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10-16.

  ③④马锡五.1930—1932年的革命活动[M]//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4-325.

  ⑤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人民日报,1993-10-24.

  ⑥陈永恭,秦生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133-134.

  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22页.

  ⑧《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习仲勋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165.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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