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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变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2-05-09 09:07:54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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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禁锢,其中边区政府颁布的各项条例和开展的冬学运动、放足运动等各项工作,以及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推动妇女角色发生转变。在经济上,由原来的依附者变为参加社会生产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由原来的被压迫者变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在社会地位中,由原来的受歧视者变为社会生活的平等者。在后勤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劳动者;参与者;平等者
 
  中共中央长征落脚陕北之后,使陕北开始了巨大的社会转变,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都焕然一新。同时,农村妇女所承担的角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们走出家庭的束缚,开始参加劳动生产,参与政治,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以读书习字,在婚姻方面拥有了自主权。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这段话表明了中国女性在封建时代所受压迫之深,负担之重。这四座大山压迫着她们。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颁布的各项政策,开展的各种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使她们打破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从以前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一、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变的原因
 
  促使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发生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三种。首先是边区政府在这里颁布的各项政策,其次是外来人员的涌入促进了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最后是边区政府开展的各项工作。边区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以及开展的各项运动属于外部因素,而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是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发生转变的内在因素。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的颁布
 
  1937年5月12日,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周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这个条例的施行,保证了妇女拥有和男子一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保障了妇女享有应有的权力。同样保障了妇女应有权力的条例还有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其中主要规定了男女婚姻自由原则,以及禁止包办、强制和买卖婚姻。这就保护了妇女的婚姻自由权力。而关于妇女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则早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提出了“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这一问题。在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中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女子不仅应有遗产继承权,而且应与男子具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这些政策都从法理上保证了农村妇女的权力。这些条例的颁布给农村妇女翻身做主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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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开展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各地的革命青年以及有志于抗日救亡的有志之士都奔赴延安,这些外来人员的大量涌入使延安这座陕北的小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的人员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后来涌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里原有的传统思想观念。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的思想转变。陕甘宁边区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此地的经济、交通、文化都比较落后,社会比较闭塞,封建习俗比较浓厚。并且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女性受压迫现象极其严重。但是随着外来思想观念的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生根发芽,到达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和女性革命青年的身体力行,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再加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肯定妇女地位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性,这就促使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实现了她们思想上的翻身。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的各项工作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开展了各项工作,促使农村妇女发生转变。受封建思想束缚,这里的女性大都缠足,一般不下地干活,多数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及坐在炕上做针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边区政府首先要求各级妇女干部深入群众,做妇女工作,动员她们参加生产。其次,边区开展了放足运动。缠足作为一种封建陋习,极大地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就开展了放足运动,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这一陋习。等到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后,1937年出示布告,禁止缠足,并在各处成立放足委员会。之后制定的《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又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这一条例不但规定了禁止缠足,还要求已经缠足的一律解放,这一运动解放了妇女的束缚,是使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前提条件。最后,边区政府还开展了冬学运动,以前的陕甘宁边区文盲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为了改变这一现状,1939年,边区政府作出了一年内消灭3万文盲的决定,并且要求各群众团体做动员工作。1941年《解放日报》上还专门发表了《推行新文字与扫盲》这一社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冬学、夜校和识字组。边区政府开展的这些工作都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发生转变,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提供了必要准备。
 
  二、作为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
 
  恩格斯早就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③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了要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改善她们的生活环境,必须从经济独立入手。因此,要调动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让妇女直接参与到生产战线中。这些都说明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重要性。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发生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上的转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参加生产,创造价值,才有话语权。并且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后,人数上的突然增加,以及红军开展的扩红工作,吸收了大量青壮年男性参加红军;物资供应的紧张与劳动力的减少,都给边区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在这其中,边区政府开展的放足工作以及妇女干部开展的动员工作是农村妇女参加生产的先决条件。农村妇女开始参加劳动生产以及纺织纺纱。在一项妇女参加生产的调查中,以延安县柳林区二乡为典型,展现了农村妇女们在家里所要承担的劳动,如做饭、做针线、推磨、喂牲口、上山送饭等等,有余力的妇女还要点籽、锄地等等。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劳动量。她们既是家庭劳动的主力,又是农业、畜牧中的助手。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且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通商渠道。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这一艰难处境,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动手,生产自给,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政策,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在这一时期,占人口数近半的妇女无疑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妇女劳动英雄,如马杏儿和郭凤英。马杏儿是边区政府评选的第一个妇女劳动英雄,她和她的父亲经过一年的辛苦操劳,共收粮食42石,比其他农户的平均亩产高了近四分之一。继马杏儿之后,很快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据不完全统计,在1943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中,共奖励边区妇女劳动模范2名,各区县妇女劳动英雄160名。这些妇女劳动英雄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给自己制定了下一次生产目标,以米脂县的郭凤英为例,在1944年她就详细安排了劳动计划,包括糜子、瓜地、洋芋等具体农作物的收成,还计划让她的两个儿子也参与生产;积极动员同村村民,分享自己的劳动经验,并提出劳动竞赛。吴旗县的王芸发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决心要种十五垧地。这些妇女劳动英雄积极参加生产,并促进村民也加入到了生产队伍中,她们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形成了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光荣的氛围。她们之间开展的竞赛活动,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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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纺织工作的劳动者
 
  除在农业领域中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外,在纺织工作中,也产生了如刘桂英、黑玉祥、折碧莲、李凤莲等一批纺织英雄。妇女纺织运动,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解决穿衣问题,边区积极号召妇女参加纺织,在1939年全边区大约有2万妇女参加纺纱,8000名妇女参加织布,到了1946年已经有16万余妇女参加纺纱,近7万妇女参加织布,能够年产土布11万大匹,解决了全边区军民需用布匹的三分之一。④以《解放日报》为载体,大力宣传典型模范。以刘桂英为例,《解放日报》中就有四篇报道。以她为标题,讲她怎样发动妇纺运动并且报道她在三八妇女节受奖。同样,在《解放日报》中还有一位纺织模范,与刘桂英不同,刘桂英是作为安塞县的模范女干部得到表彰的,而黑玉祥只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在1943年4月5日的报道中,以《延川奖励两位劳动英雄:郝福一人种地五十垧,黑玉祥纺织又快又好》为标题,表彰了黑玉祥。其中记载“模范妇女纺织者黑玉祥,三年来努力纺织,成绩卓越。计三年来共织布三百六十八丈,纺线一百六十五斤”。⑤虽然都是受到表彰的纺织模范,但是刘桂英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且刘桂英还带动了其他农村妇女积极纺线。而黑玉祥,在丈夫是一名二流子的情况下,自己努力生产,并规劝丈夫改过自新。这些成为纺织模范的妇女,极大促进了其他妇女的生产热情。
 
  再加上边区政府的积极帮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了民间纺织业的发展。边区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不但保证了边区穿衣自给自足,还做到了留有余粮。
 
  农村妇女参加生产,使她们有了经济地位,才能够真正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边区的农村妇女原来作为家庭内经济上的依附者,很少参与生产劳动,所以也就没有社会地位可言。经过生产劳动之后,妇女自己创造价值,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她们的角色转变。由原来的只从事家庭内部的私人劳动到之后作为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实现了她们经济地位上的提高。
 
  三、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官凭印,虎凭山,婆娘凭的男子汉”,“婆娘当家驴耕地”,“打倒的婆娘揉到的面”,诸如此类的代语,充分表现出数千年来妇女所受的封建压迫,她们在社会上毫无地位。这种情形,在全国如此,在革命前陕甘宁边区亦然。⑥而自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后,这种情形就开始发生转变。于1937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提出了妇女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8年3月8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团结和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自1939年7月,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已有不少妇女参加了选举。在之后1941年《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展现了妇女踊跃参加选举运动的情形,以“延安市裴庄乡女选民数目占选民之1/2,绥德各保460位参议员中有80个女参议员,占全体参议员1/6”⑦为例,体现出了女选民和女参议员的增加。并且继续号召妇女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保证那些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妇女们当选为议员,在妇女选举方面也能实现三三制政权。妇女们开始参与到政治生活。
 
  (一)选举活动的参与者
 
  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表现出了极大的参政热情,边区政府也动员妇女们参与选举,并且批评了部分地区轻视妇女,在动员妇女参选方面做得差。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发动妇女参加选举的工作方式。在米脂县动员妇女参加选举的工作中,就提出了几个注意事项。首先是让婆婆和媳妇分开参会,不一定都要参加村民大会,可以按年龄分不同团体讨论,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婆婆在场,媳妇不敢发表意见的情况。其次是让村里老年人和长辈参会,避免有的妇女在干部面前不敢讲话的情形。最后就是要注意谈话方式,尽量采取拉话的方式,使那些妇女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其他宣传妇女参加选举的干部,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案。首先是宣传中尽量使用土话,拉近与妇女的关系。其次是先在村子里与愿意发言的妇女交谈,让这些妇女起到表率作用。再次是排除外在干扰因素,不让男人阻止妇女发言。最后是要真正解决妇女的困难。这些要点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强调了要让妇女自由发言,排除外界干扰因素。真正做到让妇女行使她们的权利。在边区政府的大力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妇女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在一次村选中,候选人出现了平票的情形,偏偏这两人一个是王老婆的儿子,一个是她的女婿。当场的投票人中也就只剩下了王老婆还没有投票,正当王老婆说自己不投的时候,底下有村民说,这是你的权利,要投。最后,王老婆投下了她宝贵的一票。这件事说明了边区群众参政意识的提高。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投票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在吴堡霍家沟的村民会上,妇女就慎重地投出了自己的一票,积极参加选举运动。
 
  (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对于参政,妇女表现出了积极参与的意向。还提出了许多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在庆阳驿马关乡选民会上,妇女就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问题,而政府当即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比如段二老婆针对派东西不上账导致之后派错,并引发了村民和村长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疑问,政府很快就承认了错误。以及男人打女人,公家为什么不管,政府也作出了回复,打人不对,看到就上报。还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永坪区六乡妇女积极提出意见。这些都是妇女参政意识觉醒的表现。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们积极参加选举运动,不仅表现为她们作为投票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且妇女也参加选举,作为候选人,当选为乡代表、县以及边区参议员。这些女参议员大多忠于职守,行使她们的权利,为保护妇女利益而斗争,她们提出了许多有利于保护妇女利益的提案,如发展纺织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案,增设女子小学并加强妇女社会教育案,禁止早婚及买卖婚姻案,鼓励妇女写作案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些女参议员兼顾各阶级妇女利益。这些提案的通过对于妇女地位和生活的提高有极大帮助。除在提案方面女参议员积极行使权利,在现实工作中,她们也都尽职尽责。清涧县召开了全体妇女一揽子代表大会,涉及人员广泛,不仅有妇女干部还有普通妇女,大会讨论的问题也涉及多方面,包括妇纺、接生和养蚕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妇女工作。在富县有一名女参议员叫王玉英。作为一名优秀的妇女工作者,她自发做了许多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大街上路不好,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她动员家人自发去修路;发现人们穿衣有困难,她主动动员妇女参加纺织;政府号召开荒,她身先士卒,还组织了临时锄草班子。《解放日报》高度评价她作为一个妇女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能代表着妇女的利益。正是这些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才促使妇女的地位不断提高。
 
  不仅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对于参政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他地区也表彰了一批参政模范,以晋察冀边区的刘玉珍为例,作为妇女参政的模范,她从1940年被选为副村长,1944年又当了民政委员。她对待群众工作很细致,积极帮扶那些困难家庭。各个地区的妇女积极参政,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行使权利不是一句空话。农村妇女作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摆脱了封建社会那种毫无政治地位可言的情形,从政治上的被压迫者变为了参与者,享有应有的权利。
 
  四、作为社会生活的平等者
 
  正如毛泽东所说,封建时代的中国妇女受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四条枷锁的禁锢,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又制成各种风俗、道德、教条、信仰来压抑和束缚她们。作为男子的附庸,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参政权,经济权。长久以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大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在这种情形下的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中国共产党落脚之前的陕北地区为例,这里地广人稀,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方,封建道德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妇女都缠足,不事生产,婚姻也不能自主。虽然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便有了妇女解放的浪潮,却由于陕北地区的特殊环境,使得解放运动对其影响很小。陕北地区妇女社会地位真正发生改变是在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各项法令和条例,禁止买卖婚姻、童养媳和打骂妇女。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规定了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都是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转变的先决条件。妇女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和积极参政提高了社会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妇女们的作用。193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国妇女》创刊题词,有一部分写到:“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⑧说明了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要性。
 
  (一)参与抗战的平等者
 
  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积极为抗战贡献力量,参与支前和拥军活动。1937年10月19日,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动募捐8万双袜子和手套运动,边区的人们积极响应号召,在十个月内就完成了要求,其中妇女完成了3万双以上。1938年8月,延安发起了写一万封慰问信的活动,许多妇女儿童不会写信,就请别人代写,鼓励前线战士勇敢作战。1945年10月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为前线战士赶制棉衣,绥德区驻军被服厂日夜加工,新店区二乡妇女赶锁扣眼。这些妇女认为前线的士兵在流血作战,她们也要在后方出力,不能让那些将士受冻,不到三天,这批物资就送到了前线战士的手里。正是妇女踊跃支前,展现出了这些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习仲勋在1946年3月8日的讲话中,提到了边区妇女在各个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是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边区妇女们所进行的工作展现了妇女的强大力量。
 
  (二)受教育权的平等者
 
  边区妇女作为社会生活的平等者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妇女的参政权和受教育权与经济权。在上文的边区政府政策颁布已经讲过了参政权和经济权,在这里着重讲一下受教育权。过去边区的女性没有受教育权,虽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女子有正式进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陕北地区封建思想浓厚,许多妇女都是文盲,识字率很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边区政府发动了冬学运动,给那些从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一个读书习字的机会,并开办了正规的学校。西安事变后,红军家属学校开办,在它成立初,有一部分陕北的妇女就进入其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以及边区中学,到这一时期就进入了陕北女子教育的飞跃期了。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方式作为补充,如推行小女先生制,半日班,夜学的继续扩充,也给边区的农村妇女接受教育提供了渠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边区已经有许多妇女不是文盲,据统计1939年春,认识200字左右的妇女,已占全边区妇女10%了。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表现在方方面面,妇女能够参加选举与当上女参议员就是她们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在陕甘宁边区工厂的规定中男女同工同酬就体现了男女平等这一思想。作为参与社会生活的平等者,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展现了积极的新女性形象,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五、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的历史作用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具有重大意义,在延安时期开始这一巨大转变具有着积极意义,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解决了边区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支援了抗战前线,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也同样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一)后勤的保障队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解决了延安时期发展壮大人民军队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以及物资供应紧张问题。为保障后勤物资方面作出了贡献。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生产不但充足了自己家的余粮,而且也为边区提供了物资,极大缓解了边区的物资配给。这充分说明发动这个人数占一半的群体参加生产的必要性。说明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正是认识到了妇女的重要力量,多次在“三八”妇女纪念活动上发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也身体力行地展现了她们的重要作用。同样,在新时代下建设社会主义,也要注意充分发动妇女参与经济建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二)革命的后援军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在抗战时期,边区妇女踊跃支前,开展拥军工作,赶制棉衣并捐出了许多鞋子支援前线,虽然她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正面作战,但在后勤保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正是占半数的妇女觉醒,转变以往的思想观念,参加各方面的生产动员,积极动员丈夫儿子参军,解放了大部分的劳动力,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三)思想的先行者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篇章。随着边区各项条例的颁布,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摆脱了封建思想束缚,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传统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愈发变成独立的个人。这些妇女勇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破除了几千年来传统的生活观念。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起到了榜样作用,在实践中,切实体现了女性的重要作用。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法规的正式颁布,毛泽东肯定了妇女的重要作用,平等的思想观念更是迅速扩及到全国。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实现了自身的解放,也极大促进了全中国妇女解放。
 
  结语
 
  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角色转换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实现了自身的解放,提高了社会地位,打破了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积极参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表现出了中国农村妇女所具有的巨大伟力。
 
  陕甘宁边区妇女在实现自我觉醒后,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她们迅速作为一支有生力量投入社会生产中,为缓解经济困难,她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和纺织运动,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为边区解决物资困难发挥力量,为陕甘宁边区生产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在政治活动中,为保障农村妇女的参政权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农村妇女积极参加选举,向边区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样其中也出现了一批参政模范人物,如安塞县的邵清华,作为第一个女县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也带动了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有了诸多权利,如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等。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从前只是将农村妇女作为家庭内的依附者,几千年来的思想观念并不将妇女看作是独立的个体。但在延安时期,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后,旧有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被打破,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农村妇女变为了思想上的平等者。
 
  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实现了翻身解放,由原来的社会中的依附者、被压迫者和受歧视者变为了社会中的劳动者、参与者和平等者,完成了其在家庭内和社会中所担任角色的转换,与许多爱国男性一样,成为了建设国家的栋梁。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③[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光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④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第148页.
 
  ⑤延川奖励两位劳动英雄:郝福一人种地五十垧,黑玉祥纺织又快又好[N].解放日报,1943-4-5(2).
 
  ⑥⑦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N].解放日报,1941-6-21(1).
 
  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3][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M].曲光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第148页.
 
  [5]延川奖励两位劳动英雄:郝福一人种地五十垧,黑玉祥纺织又快又好[N].解放日报,1943-4-5(2).
 
  [6][7]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N].解放日报,1941-6-21(1).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9]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J].抗日战争研究,2004(02):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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