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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阶层注重济宁的优势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

发布时间:2022-01-08 10:31:46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夜市,区别于“日市”,是指黄昏后到黎明前从事交易活动的买卖之所。政府对市场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夜市应运而生。它不断冲击旧有的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达城市的衍生物。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广泛利用,处于运河沿运地区的济宁在其影响下,经济迅速发展,商税收入提高,出现了许多夜市,夜市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
  
  一、济宁的修建与运河的开凿
  
  济宁在历史上称为任城、济州。“济宁之得名自元世祖至元八年改济宁府始,以其先五代时属济宁耳。”[1]元至元十六年,济宁府升为济宁路。与此同时,文天祥兵败被俘,路过济宁时留下诗句“百草尽枯死,黄花自秋色”“路上无人行,烟火渺萧瑟”[2]。此时济宁偏僻荒芜。后来元帝为发展漕运开挖济州河,先后以河海联运与河路联运两种途径向大都运送漕粮,位于济州河要冲的济宁变成北上河运的必经之地,济宁的发展之路从此开始。会通河开挖以后,济宁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
  
  明朝时,皇帝下令疏浚大运河,罢黜海运漕粮,全由运河运输,不断减少漕运船只顺载货物的限制,济宁地区的经济迅速恢复。明太祖下令“开垦成熟者,听以为业”“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还发北外充军”[3]。此外,明政府还蠲除了山东一些特殊年份的秋粮,这使得济宁的山东经济中心地位不断恢复。明永乐年间会通河畅通后,“南控徐沛,北接汶泗”,成为南北漕粮与商品运输的重要码头,济宁迎来了它的兴盛与繁荣。
  
  入清后,康熙五十八年,出入济宁的人口“车者、舟者、负者、租者,日不下千万计”[4]。乾隆、嘉庆年间大批商人购买各地的货物沿运河至济宁。济宁“为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地,政治地位的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4]。
 
  明朝统治阶层
 
  二、明清时期济宁夜市经济概况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不断成长,夜市呈现出特殊的特点。经学者研究,“除都城外,明清夜市涉及其他府州城市24个(含临清与济宁),占总量的18.8%”“明清夜市突出表现之一为府州级城市夜市更为发达;多仰仗运河等水陆交通便利,汇集四面八方各色人等,社会各阶层也置身其中;夜市形态成熟、规模大、知名度与美誉度高。”[6]
  
  济宁的街巷名称也是当时时代与经济的见证。济宁旧城外的商业和贸易区反映了济宁夜市的繁荣,如:鸡市口大街、布市口大街等。相同行业的商铺集中经营,形成了行业集聚分区经营的特殊格局,这正是夜市经济发展的表现。
  
  济宁通过运河集聚了大量南方的原木、竹料,两广地区和浙江的红糖、白糖,景德镇的精美瓷器,江浙地区的大量绸缎等,为其夜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货物支持,济宁的百姓可以在夜市购买到各地的货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夜市经济的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人们描绘济宁的繁忙景象时曾说:“四方往来,皇华旌节之送迎无虚日;南船北马,百货萃聚,繁华之习浸淫乡里。”[7]
  
  夜市中也有许多手工业产品,其大多来自家庭或者小作坊,比如榨油、木器甚至一些铁制品或铜制品等。相关研究发现“这些手工业也都集中在南关,规模都不大,都是小本经营,而且生产与销售合二为一,经营十分灵活”[8]72。
  
  三、影响试析
  
  (一)对城市经济
  
  济宁夜市经济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小商品生产者,济宁的商品交流呈现出频繁和活跃的繁荣局面。除此,“在城四乡还设有九个定期集市进行城乡商品的交换”[9]。这种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对农村经济
  
  在夜市经济的影响下,周围农村也开始广泛种植各种经济农作物来获取利益。由于济宁的地理位置,棉花的种植广泛传播,培植技术不断提高。“嘉靖以后,‘河西之乡纺织之’,大兴纺纱织布;南边的滕县‘妇女辑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西边的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他邑皆转鬻之。’”[8]71济宁城中,开辟了专门的街巷用于买卖棉花与棉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
  
  各种经济作物中,烟草的栽种收益最为明显。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中所记:“若淡巴姑之为物,始于明季,本产遐方,今则遍天下,而济州之产用于诸郡,齐民趋利若鹜无异”道光年间包世臣说:“济宁出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银二百万两。”[9]“若淡巴姑”即为烟草英文的英译,从其烟草行业的收入中看出,在夜市经济的刺激下,济宁农村的烟草业不断发展,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
  
  (三)对外商
  
  明清时期,大量外商看到了济宁夜市经济的商机。他们在济宁地区集聚建立商业会馆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山东南部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并且带动了船行、车行等货物运输服务产业的发展。“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猬集”[10],说明各地外商汇聚济宁的局面,其中包括了徽商、苏浙、闽广等各地商人。其中,康熙年间苏州船户戴氏来到济宁经营商业,开创了“姑苏戴玉堂”酱菜,不断发展成为大字号。外商的大量涌入带动了济宁地区的经济繁荣。
  
  (四)对城市规模
  
  济宁的夜市经济发展加之作为重要的交通和经济中心地位,入清之后,上升为直隶州,成为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地。因商业的繁荣,济宁的城市区域继续扩大,道光年间“城内新增街衢62条,城外新增140条;城内开设有各种商业街衢”[4]。反映出济宁在夜市经济的带动下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
  
  四、国家政策对济宁夜市经济的影响机制
  
  封建统治阶层基于不同程度的利益,对此时的济宁夜市经济采取积极的扶持与引导作用,对夜市经济具有较强的形塑作用,与盛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于济宁漕运,政府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允许夹带货品进行漕运。洪武年间“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碍”[10]。成化、万历年间,对其夹带的最高数额不断放宽。清代建立,“雍正七年规定漕船带货于旧额六十石外,夹带四十石,八年又规定漕船头舵工人每人准带土特产三石”[10]。道光朝上限极高。这一政策给予了济宁空前的发展机会,促进了济宁的整体经济发展,并且为夜市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货物物品支持。
  
  明永乐年间运河通航后,济宁城外运河南岸与东岸成为经济的繁荣之地,具有明显的商业区性质,政府为了保护经济贸易,在该区域外修筑城墙,将其纳入城市范围。朱由校在位时,修建外廓,使济宁兼具政治与经济重心的作用,辐射了周围数县,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发展。
  
  济宁地方官也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夜市经济增长。明代时,曾为济宁地区脚行与脚夫定立“额价”,间接促进了货物运输的繁荣,为夜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清朝建立后,康熙年间济宁知州吴柽“本境土产之物皆不得征”“至于小车脚驴驮载负贩者,虽亦外来,而货物无多,资本有限……一概严为禁止,不许滥征”[8]。地方政府颁布行政法令对与夜市经济相关的货物课税、运输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为夜市经济提供了便利。
  
  综上所述,当夜市现象在一定规模内逐渐正规化、模式化的时候,它将成为一种新的特殊经济形式——夜市经济。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夜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夜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温床;济宁地区加之运河的蓬勃发展,为夜市经济的发展助力;明清统治阶级的积极政策也对济宁地区的夜市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对现今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夜市经济,将其作为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举措的大背景下,我们究竟如何保障夜市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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