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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7 19:33:4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其二, 有关乡试研究的史料丰富。由于乡试是一省范围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考试, 向为各直省所重视, 因其关系重大, 典籍制度与举人行为事迹, 官方、私人多有记载, 故现今存世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例如, 据美国学者艾尔曼 (B.A.Elman) 在《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一书中搜集统计, 现存1148年至1904年间文科各类科举录达1042种, 其中, 明清两代存世的各省乡试题名录分别为324种和623种 (75) , 占总数的十分之九强。尽管艾尔曼对现存科举录搜集已经相当丰富, 但由于搜寻范围多限于世界著名大图书馆, 基本上未包括中国大陆许多大学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及民间的收藏, 因而实际上还有不少乡试录未包含在内 (76) 。此外, 还存有不少武举乡试录、乡试朱卷以及记载乡试人物行为事迹的笔记、小说、戏曲等科举文献资料。如1992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就收集8000余份乡会试朱卷, 其中乡试朱卷达5200多份。这些朱卷为考证乡试人物的籍贯、族属、生年, 尤其是研究科举家族与区域科第文风的盛衰关系, 社会阶层流动等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来源。正因为乡试资料的大量存世, 才使得乡试的系统研究得以实现, 同时也是乡试研究一直活跃并持续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 乡试具有足资借鉴的研究价值。乡试在明清社会是一项规模庞大的且持久的考选活动, 与现代大规模考试有着诸多相似特征, 很多方面可为现代考试所借鉴。其中与乡试最为相似的现代考试是当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明清时期乡试实行的分区定额制度, 其实是当今高考分省招生录取制度的历史源头。这种录取制度在明清社会带有照顾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 客观上有利于边远和落后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 也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当今高考实行分省录取制度正是对乡试分区定制的承继与发展, 因此当前高考分省录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从历史上乡试分区定额制中得到借鉴和启发。如借鉴乡试分区定额制中基于区域公平的考虑, 对边远和落后地区照顾的做法, 借鉴以人口之多寡作为乡试中额之确定的重要因素, 可以对人口大省和农村地区, 以及一些省域内文化落后地区实施照顾性政策。又如, 乡试中采用立法的方式防止考试作弊, 乡试活动中礼仪制度等, 都对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 直省乡试研究将进一步拓展

自元代起开创了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模式, 明清两代因而袭之, 500多年间虽屡有损益, 但作为科举考试层级中具有取士性质的一级考试 (77) , 遂成为定制。元代乡试分11行省、2宣慰司、4直隶省分, 共有17个省级乡试单位。明代分南北直隶、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山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5个省级乡试单位, 有15处乡试考场。清代将南直隶划分为江苏和安徽二省, 有清一代二省乡试一直合闱。雍正二年湖广实行分闱, 光绪元年 (1875年) 陕甘实行分闱。清代共有18个省级乡试单位, 有17处乡试考场。如此算来, 元明清三代共有51个断代的省级乡试单位可供研究。

元明清三代乡试虽在基本制度规定上全国有着统一的要求, 但由于乡试为各直省举办, 而直省间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各直省表现出诸多差异, 特别是涉及与之相关的乡试活动, 这种差异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 以直省为单位对乡试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但可以深化和细化科举史研究, 推进科举学向纵深发展, 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科举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研究, 尤其是对充实地方科举史、考试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直省乡试和区域举人的研究非常活跃, 迄今为止, 已有多篇硕博论文对之做了系统研究。就直省乡试来看, 目前主要对清代江西、福建、顺天、河南、贵州、山东、湖南7直省和元代江浙行省做了系统研究。此外, 李世愉对江南乡试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做了专门探讨。就区域举人而言, 研究主要涉及明清浙江省、明代南直隶和河南开封府。就研究现状而言, 学术界仅对清代7直省乡试做过系统研究, 还没有学者对明代直省乡试进行过系统探讨, 相对于上述51个断代省级乡试单位, 直省乡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后的乡试研究不仅可以直省为单位对某一断代的乡试进行探讨, 也可以就某直省乡试做通史研究, 还可以对直省乡试的某一方面做专题性研究。既可从制度史和活动史的视角展开研究, 又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切入。总之, 直省乡试研究的空间很大, 今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成为乡试研究乃至整个科举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

(三) 制度研究和问题探讨将继续深入

如前所述, 萌芽期的乡试研究数量有限, 且多为史实的回忆和事实的描述。如齐如山1956年在台湾出版的《中国的科名》, 多是作者作为科举时代的过来人, 对自己所见所闻进行的详细描述。商衍鎏1956年在大陆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书中关于乡试也有相当内容是作者作为末科探花, 对自身科场经历的回忆和描述。贾景德1966年在香港出版的《秀才·举人·进士》一书, 主要是作者作为清末进士回忆科场旧事的一本小册子。事实描述方面, 如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一文, 对明代秀才参加乡试的整个考试过程及中举后的社会效应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

进入乡试研究的发展期, 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多数研究依然为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史实的回忆和描述, 制度考释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但是这些成果多数是在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研究时涉及乡试研究, 研究仍以制度考证为主, 不过已经出现有关直省乡试的实证研究和与乡试直接相关的专题研究。

实证研究方面, 如刘海峰和庄明水主编的《福建教育史》, 对元代福建乡试中式人数和第一名人数, 明清福建乡试中额的演变及在全国的位次、历科福建举人数和解元数, 以及清代福建乡试考官做了严谨的考证和统计, 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后来的乡试研究影响很大, 之后直省乡试关于举人的地理分布研究对此均有借鉴。专题研究方面, 如汪维真的《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进行了系统探讨。该书注意引入“从现实出发, 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的研究理念 (78) , 对明代乡试解额的变动及其运行情况, 以及云贵乡试合分与解额变动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区域乡试解额变动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又如, 刘希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通过清代科举冒籍对当代高考移民和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进行反思和关照,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该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乡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 进行乡试问题研究, 不再局限于制度史的考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夏卫东的《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 从清代乡试同考官任命程序缺陷和阅卷时间限定两个角度, 对清代乡试阅卷制度的不足进行深入阐释。

作为帝制中国后期的一种稳定且健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史的研究是乡试研究的主要范畴, 并且由于目前乡试研究尚处于发展时期, 有关乡试的许多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考释。但是乡试不单纯是制度史问题, 因为自明清社会以来乡试影响非常广泛, 几乎渗透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所以对乡试进行研究应该超出制度史的范围, 兼对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 (79) 以来, 乡试作为科举学重要研究领域的客观特征, 要求今后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制度史层面, 还应该关注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层面的问题探讨。目前虽然有关乡试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 未来乡试研究仍将进行制度史研究, 但相信在制度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这方面的研究必将成为乡试研究乃至整个科举学新的研究增长点, 乡试制度研究和问题探讨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注释(参考文献):

1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3期, 第15页。 

2 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 黎明书局1931年版。 

3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 

4 (16) (34) (73) 参阅刘海峰:《科举学导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7、48、285—296、44页。 

5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三联书店1958年版。 

6 张晋藩、邱远猷编:《科举制度史话》, 中华书局1964年版。 

7 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 见吴晗:《灯下集》, 三联书店1960年版, 第94—97页 

8 Li chow chung—cheng.L’exam provincial en chine (hiang che) sous la dynastie des Ts’ing (de 1644—1911) , Paris:Jouve&Cie.1935. 

9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 台湾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版。 

10 沈兼士编著:《中国考试制度史》, 台湾三文出版社1960年版。 

11 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 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 

12 刘兆瑸:《清代科举》, 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版。 

13 贾景德:《秀才·举人·进士》, 香港自由人报社1966年版。 

14 Adam Yuen—Chung Lui:Syllabu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hsiang—shih) under the Early Ch’ing (1644—179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8, No.3, 1974, pp.391—396. 

15 (日) 宫崎市定:《科舉》, 秋田屋1946年版;《科舉——中国の試驗地獄》, 日本中央公論社1963年版。 

16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18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9 李铁:《科场风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20 魏秀梅:《清代科举回避制度, 1645—1906——以文场乡会试为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 第23—25页;魏秀梅:《清代之乡试考官》,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5年第24期, 第172—182页;李国荣:《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概述》, 《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第108—113页;张书才、李国荣:《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乡试贿卖举人案》,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 第22—28页;李治安:《元代乡试新探》, 《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第156—164页。 

21 相关研究依次为: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一彬《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张森《清代顺天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赵娜《晚清顺天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程伟《清代河南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田书清《清代贵州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李世愉《江南乡试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 《科举学论丛》2014年第2辑, 第22—27页。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许静《清代湖南乡试研究》,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尹芳芳《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初探》,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2 相关研究依次为:丁蓉《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申礼《明代河南开封府举人辑略》,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红春《明代浙江举人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23 相关研究依次为:庄明水、刘海峰《福建教育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215—217页;刘海峰《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第68—77页;杨齐福《清代台湾举人之概论》, 《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第60—64页;杨齐福《清代台湾举人之概论》, 《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第60—64页;杨齐福《试论清代台湾举人之诗歌》,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5期, 第86—94页。 

24 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 上述论文依次为:《明代南直隶各府举人的地理分布》, 《学术探索》2011年第5期, 第94—97页;《明代南直隶举人人数考》, 《科举学论丛》2012年第1辑, 第35—41页;《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第120—125页。 

26 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7 姜传松:《清代江西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明清比较的视角》, 《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6期, 第40—44页。 

28 相关研究为金滢坤:《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影响》, 《文化学刊》2008年第6期, 第96—104页;《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若干问题》, 《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第126—133页。 

29 马镛:《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初探》, 《科举学论丛》2011年第1辑, 第46—51页;《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 《历史档案》, 2011年第1期, 第66—75页。 

30 张振国、王月:《再论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 《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第70—76页。 

31 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 《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 第130—132页。 

32 贺晓燕:《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 见胡凡:《黑水文明研究》第二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第245—266页。 

33 刘海峰:《贡院——千年科举的背景》, 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58—167页。 

34 马丽萍:《明清贡院建筑》,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5 张亚群:《科举文化盛衰与贡院的命运》, 《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第86—92页。 

36 刘海峰:《江南贡院的命运》, 《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第79—85页。 

37 刘海峰:《探访广东贡院明远楼》, 《科举学论丛》2008年第1辑, 第76—85页。 

38 陆军、黄秀颖:《清代广西贡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9 田建荣:《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 第1—6页。 

40 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1 上述论文按发表时间依次为:《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第125—127页;《明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之变动》, 《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 第121—124页;《明洪熙、宣德间乡试解额制度的确立与运行》, 《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 第35—44页;《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 《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第68—75页;《明代云贵乡试合分及其解额变动研究》, 《明史研究》2010年版, 第222—264页。 

42 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2年第20期, 第43—73页。 

43 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 《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第47—52页。 

44 李世愉:《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 《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 第122—133页。 

45 李世愉:《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第11—17页。 

46 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91—101页;《清代江西乡试考官的命题与衡文》, 《科举学论丛》2010年第1辑, 第42—50页。 

47 侯美珍:《明代乡会试〈诗经〉义出题研究》, 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版。 

48 张连银:《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9 龚延明、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第176—191页。 

50 夏卫东:《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第84—87页。 

51 (57) 廖亚菱:《科举考试舞弊、防弊及对现代考试的启示》,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第10—20、21—33页。 

52 相关研究为:《查嗣庭案与清代江西乡试》, 《科举学论丛》2009年第1辑, 第15—24页;《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第144—160页。 

53 胡雪艳:《乾隆九年顺天乡试案研究》,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年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54 刘希伟:《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5 郄鹏:《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版) 》2004年第1期, 第31—36页。 

56 李世愉:《清代科场回避述略》, 《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第211—214页。 

57 姜传松:《清代乡试闱官回避与关防探析》, 《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 第93—98页。 

58 相关研究依次为:《清代乡试复试考论》, 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496—532页;《清代翻译乡会试复试制度研究》, 《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第45—55页;《清代宗室乡会试覆试制度研究》, 见刘海峰、朱华山:《科举学的拓展与深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6—394页。 

59 金木:《清代科举会试前的磨勘与复试》, 《中国高校招生》2001年第1期, 第61—62页;王志明:《清代乡会试的磨勘、复试与举人罚科》, 《历史档案》2009年第4期, 第73—84页。 

60 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43—48页。 

61 相关研究为高淑兰:《清代湖广“南北分闱”考析》,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第228—229页;陈尚敏:《晚清陕甘分闱述论》, 《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第81—86页。 

62 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经费初探》, 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533—554页。 

63 汪维真:《明代宗室乡试中式政策探析》, 见《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645—653页。 

64 马镛:《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 

65 尹芳芳:《元代乡试对江浙行省士人心态的影响》, 《才智》2011年第21期, 第318页。 

66 何欢:《清代乡试中的落第士子》,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第20—22页。 

67 石焕霞:《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考试研究》2009年第3期, 第104—117页。 

68 刘海峰:《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5期, 第21—23页。 

69 赵翼:《陔余丛考》卷28《举人》,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582页。 

70 请参阅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1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627—640. 

72 就清代河南乡试来看, 据笔者统计, 有14科乡试录和6科乡试题目录, 还有部分乡试齿录和乡试同年全录, 并不在艾尔曼统计范围之内。 

73 (78) 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16—17、23页。 

74 刘海峰于1992年在《“科举学”刍议》一文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 并于1994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科举学”的发凡》《“科举学”的世纪回顾》等有关“科举学”构建的论文后, 于2005年出版《科举学导论》一书, 他在该书中指出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 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该书的出版被学术界视为科举学形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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