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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谈起(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9-06 15:40:5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scipaper.net):
 
摘    要:
《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宗璞、齐邦媛、聂华苓的扛鼎之作, 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南渡叙事”的三种视角, 涉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两次南渡。从“流亡体验与两次南渡”“延宕与重述”“伤痕与康复”“从南渡到离散”四组概念出发, 本文对南渡文学书写进行多重观照, 考察两岸相关文学史的书写差异及其历史成因, 并提出“二次南渡”之说, 以期重建历史连续性, 消除隔阂, 建立海内外汉语文学对话的新路径。

关键词:
南渡; 离散; 《野葫芦引》; 《巨流河》; 《桑青与桃红》;

Three Paradigms of the Literary Narrative of “Moving to the South”
Chen Qingfei

稽之往史, 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 偏安江表, 称曰南渡。南渡之人, 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 宋人南渡其例二也, 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 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 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冯友兰 (2)

引言

“南渡”即“衣冠南渡”, 最早语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 “异哉, 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 衣冠南渡, 江左侨立州县, 不存桑梓。”“衣冠南渡”从两晋之际中原知识分子因战事而被迫选择战略性南迁的国家行为, 经后世多次的历史循环、长期的文化沉积已成为习用典故。“南渡”一方面意味着历史的悲情宿命, 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在危机时刻召唤反抗国族悲剧命运的精神力量之使命, 暗含着家国复兴、文明复归的期待。“南渡”叙事传统深刻塑造了历代身逢乱世的士大夫, 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情感结构、身份意识、价值伦理, 乃至学术选择与治学路径。体现在文学书写当中, “南渡”文学叙事往往还涉及叙事者的文学观念与作品的美学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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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南渡”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规模南迁为起始, 经八年抗战, 又下延至国共内战, 知识分子阵线分化之后, 一部分最终流徙港台, 甚至海外的过程, 其实为两次南渡。第一次南渡是内外之争所致, 第二次南渡则属民族内部之争, 是内战的延续与表征。由于冯友兰、陈寅恪等亲历者的自我命名和阐释, 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 校方以纪念碑的形式确立了因南渡造就的西南联大及其知识分子的崇高声望和历史地位, “南渡”的命名及其研究价值在学界已有共识 (3) 。对于第二次南渡所造成的中国学术界的重大变迁, 港台学界有所谓“北学南移”“文化跨海”之说。其中或有零星地非系统性地使用“南渡”一词, 而未见以“南渡”作为理论视野, 进行整体观照 (4) 。长期以来, 大陆方面也不以内战造成部分知识分子的流离为“南渡”。至于涉及到对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以后的文学生产、文化建设, 以及其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播迁之贡献的评价, 大陆学界也并未以“南渡”为视角对此展开相关研究。本文首次以“二次南渡” (5) 指称国共内战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南迁, 并上溯到抗战时期的“南渡”, 以期重建历史的连续性, 考察历史大转折时期作家的地域流动及其文学书写与当下世界性汉语写作之间的关系。从文学研究出发, 尝试激活“南渡”———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词汇, 使之取代“流亡”“逃难”等具有对抗性色彩的词汇, 成为文史研究当中, 具有当下意义的新的理论话语的可能性。

两次南渡前后以远计仅隔十余年, 以近计不过三五年, 而其中缘由、过程、心境、性质竟完全相背。两次南渡之间的复杂情势牵涉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党派立场, 以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也是毛泽东1945年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后,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与政局发展,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制度上的根本性选择及其具体实践 (6) 。其后由于两岸的长期分治, 各自形成新的学术传统以及文学传统, 体现在“南渡”———这一中国大转折时代的文学书写也大异其趣。本文所讨论的《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皆非“南渡”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作, 却都是三位作者、曾经的“流亡学生” (7) ———宗璞、齐邦媛、聂华苓的扛鼎之作。在她们的文学视界中, “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迁徙, 跟历史悲情的流离有了悠远的连接。同时在历史的平台上, 替知识分子建立了悲壮而崇高的离散姿态。那是流亡时刻最动人的身影, 当历史的正统光照这些苦难飘零的学人, 个体的忧患与伤怀, 转眼成为时代的见证。南渡或南迁, 再次走入历史眼界, 成为最近一次学人的集体想象” (8) 。如果现代南渡历史在1945年终结, 《野葫芦引》将是唯一范本, 不会有《巨流河》《桑青与桃红》。然而, 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导致了第二次南渡 (或渡台或滞港或出走海外) , 南渡历史的书写呈现出复杂的文学景观, 渡台初期带有浓重的遗民文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表征出“后遗民” (9) 的精神向度。

按冯友兰对于南渡历史的论断, 古之南渡“未有能北返者”, 而吾人之第四次南渡成功北返, 改变了历史的宿命, 也改变了南渡文学叙事的悲情传统。这样昂扬的情绪与历史意识也成为其女宗璞《野葫芦引》写作的伦理意识和美学原则。而反观《巨流河》, 却是因应了南渡文学书写的传统宿命。《桑青与桃红》在国族叙事之外, 开辟出南渡叙事的开放性视角———世界性流动的人类寓言。某种意义上, 宗璞、齐邦媛、聂华苓的“南渡”文学书写代表了中国文学在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区域汉语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野葫芦引》代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写作传统, 从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救亡到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 寻找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具有崇高、恢弘的史诗性品格;《巨流河》从家族视角出发, 贯穿“中华民国”在大陆和台湾的完整历史, 展现了国民党政权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台湾的没落, 具有人性悲悯的悲剧力量;《桑青与桃红》摆脱历史恩怨, 在海外返身回顾战争与逃亡频仍的中国现代史, 深刻体验海外知识分子无根漂泊的精神困境, 形成高度凝练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困与逃”的世纪寓言。———《桑青与桃红》融写实与象征, 更具现代主义的文学品格 (10) 。

大陆方面围绕“第一次南渡” (11) , 尤其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南迁为中心事件, 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和文学书写。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包括纪实性的《南渡北归》《民国衣冠》, 回忆性的汪曾祺系列散文、何兆武《上学记》, 虚构性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等。但这种爆发式的写作现象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而在最靠近历史的20世纪50年代大陆竟完全没有相关的创作。这样的“遗漏”究竟是何种因素使然?而港台, 尤其是台湾方面, 作家虽有不少有关南渡的文字记录, 但在反共意识形态主导下, 其书写的文学价值、历史反思意义究竟如何?南渡群体涵盖的范围很广, 有国府官兵的南渡, 庶民的南渡, 知识分子的南渡…… (12) 本文聚焦知识分子流徙命运的文学书写, 寻访战争及至战后, 中华文化播迁、变迁的流动过程———现代“衣冠南渡”。

一流亡体验与两次南渡

“衣冠南渡”攸关文化命脉与建国方略, 国民党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以“抗战建国”为目标, 以“平时要当战时看, 战时要当作平时看”为指导方针, “对日抗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 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 复兴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 不仅在战时, 还应当看到战后”。只是应以“非常时期的方法, 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 运用非常的精神, 来扩大教育的效果” (13) 。“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的公民, 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 使青年有废学之现象, 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读书为精神食粮所寄, 宁容因战事而辍学。” (14) 抗战不仅是军事的对抗, 更是举国意志、民族精神的全面较量。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言:我们抗战, 是武力对武力, 教育对教育, 大学对大学, 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15) 。在文化保全、抗战建国的政策指导下, 战时教育成为抗战的另一条战线, 各类学校和文化机构迁往大后方是有计划性的通盘调整。“南渡”正是在这样一种悲愤同仇的时代氛围中持续而广泛地进行。流亡书写免不了残酷与血腥, 但因为有政府的政策导向, 流亡学生的目标是明确的, 流亡路线图是清晰的。聂华苓从汉口逃难到五斗坪, 赴恩施就读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在重庆长寿国立十二中高中毕业, 后考上重庆国立中央大学。齐邦媛则由南京出发, 从汉口到湘乡, 往桂林、怀远而入川, 先就读于南开中学, 后在三江汇流处的乐山完成武汉大学学业。宗璞随家辞北京, 往天津, 船行上海、香港, 过海防, 车行滇越铁路到云南。三个人, 三种人生, 三种逃亡路线, 却也是众多流亡师生经历的缩影。这样的腾挪辗转固然是被迫的, 但因为有信念有目标, 战时流亡客观上迫使知识分子离开都市, 走向民间, 与“人民”“国土”“内地”“边疆”有了直接的接触, 增进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八年患难, 弦歌不断, 知识分子群体的才能、操守及其整体形象成为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持续不辍的象征。

《野葫芦引》原拟名《双城鸿雪记》, “双城”即北京和昆明, 原来分属南北, 一文化中心, 一南隅边疆, 很难同时进入到作者视野。但由于特殊的际遇, 西南成为战时大后方, 昆明成为国际化的内陆中心城市。同时, 西南联大留滞云南时间长, 与当地文化互动频繁, 进入到作者视野的国土边陲不再是异域, 边疆风土人情也并非异端, 而是充满温情的多元文化风景。在联大学生的记忆中, 昆明与联大是一体的, “昆明感染着联大的气质, 而联大却非常和谐地嵌入昆明的自然景色之中, 像西山滇池一样的使昆明有声有色” (16) 。联大与昆明的结合不仅是风景的融合, 更是血肉的融合, 读书跑警报, 从军赴国难, 闹学潮论时事, 读书不忘救国, 西南联大因而在南迁的大学中夺标而出, 成为战时的精神堡垒。《桑青与桃红》借搁浅瞿塘峡, 将长江沿岸痛苦的船夫, 历经战争祸乱无家可归的老先生, 逃出沦陷区又经历重庆大隧道惨案的老史, 孤身带孩子进城寻夫的桃花女, 反抗封建家庭而出走的流亡学生和“我”桑青聚拢到一条船上。搁浅的船只就是一个战时社会, 船上不同际遇的众生相就是国民性格的缩影。所有人都在困中求生, 所有的逃生选择都是一场人生“豪赌”。对齐邦媛而言, “黑暗的江上, 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 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 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 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 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 成为我对国家民族, 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17) 。

抗战是全民族的也是个人的, 身份、境遇不同, 流亡体验也各有各的视角。《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北归》完成于1985—1987年, 第二部《东藏记》于1993—2000年完成, 第三部《西征记》于2001—2008年完成, 第四部《北归记》已完成前五章。长达30多年埋首历史深处与个人记忆, 宗璞赋予《野葫芦引》以史诗品格。《野葫芦引》以西南联大师生的流散聚合为主线, 对抗战时期知识界做全景式的展现, 小说立意于大叙事, 也不回避学人之间的现实龃龉、党派较量之中暗流汹涌的学潮。书中有学界精神领袖的风范风骨, 儿女深情的诗意, 书生从军报国的曲折, 也有古都沦陷后隐忍的抗争, 沦陷的古都北京与作为抗战中心的昆明始终在互动当中, “方壶”成为回归的象征意象。《巨流河》虽为个人化的自传, 但因为作者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 以及创办东北中山中学的缘故, 《巨流河》从个人记忆中钩沉出另一种抗战流亡体验, 具有扼腕深沉的悲剧力量, 被赞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 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 (18)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东北中山中学命运坎坷多艰:从北平报国寺招生起组成血脉相连的大家庭, 远途跋涉托身四川威远静宁寺, 安顿八年弦歌未绝, 抗战胜利载欣载奔回故乡。“唯楚有士, 虽三户兮, 秦以亡!我来自北兮, 回北方。”但对齐家而言, 从波云诡谲的东北巨流河 (辽河) , 流亡到台湾极南端的小小海湾———哑口海, 填写了一生籍贯的辽宁铁岭只是纸上故乡了。

《野葫芦引》完结于抗战胜利后的“北归”, 《巨流河》与《桑青与桃红》则继续书写二次南渡的流亡生涯。二次南渡的知识分子当中, 部分有国民党政府“抢救平津学人计划”的安排, 更多人的南渡是仓皇的, 迷惘的, 甚至是意外的。齐邦媛因父辈的机缘渡海赴台大谋职, “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时, 心中很是兴奋, 因为这是地理书上的地名, 好似在地图上飞行的感觉” (19) 。齐邦媛笔下的二次南渡是大约从1948年底起的“接船生涯”:“我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站, 那小小的三坪左右的‘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 后来实在应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 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 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份相像, 只是台北没有警报, 没有轰炸而已。” (20) 齐邦媛最后一次接船是1949年农历除夕前, 等到的是太平轮失事的噩耗。对聂华苓来说, 二次南渡从北上结婚开始, 此时, 北平已经被围城了, “1949年2月3日, 我看着解放军从从容容走进北平城” (21) 。解放战争中的北平是高度封锁密闭的空间:皇城, 内城, 外城, 更令人窒息的是垂死的一圈圈被包围的封建家庭文化, 聂华苓必须渡台求生。直至1964年离台赴美, 聂华苓逃了三辈子。由于三位作者均为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 战时又恰好分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三所著名的学府, 她们的文学书写也呈现出战时大学校园文化特征以及青春叙事的浪漫特质。

二延宕与重述

郁达夫在《战时的小说》 (22) 一文中断言:“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 将来一定会出现, 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 或正在进行中的现在, 却没有出现的可能。” (23) 1988年台湾《联合报副刊》为纪念抗战50周年, 发起“试写抗战”的呼吁:“谓国人在抗战文学这一分野的创作, 质量均不足以反映半世纪前那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御辱战争, 现在正是以深沉的大爱, 犀利但不失冷静的文学手法, 为战争真相以及在战火下人性的葛藤显影, 为历史浩劫造像的时候。” (24) 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往往都是滞后性的, 反思性的。两岸作家对这两场攸关民族生存发展的战争的正面书写都延后了几十年。“南渡”书写的延宕既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内在规律, 更主要是受制于政治情势。大陆方面, “时间开始了” (胡风) , 大陆文坛为革命胜利的激情鼓舞, 以文学重建新的国家想象, 革命英雄史诗成为主流文体, 无暇回顾失败者的“流亡”历史。而战争失败的一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50年代的文坛主旋律是“反共文学”“怀乡文学”。“反共文学”不乏对战争期间动荡、流亡生活的书写, 但流离失所、惊魂未定的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不免带着强烈的控诉情绪与对抗性因素。“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逃出来的作家, 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们的亲身经验。” (25) 正像黎湘萍批评台湾小说家陈纪滢的“非虚构”方法那样, “是让虚构的‘小说’代替‘历史’的一种方法” (26) , “反共文学”“延续了过渡期官方妖魔化‘二二八’的手法, 将大陆的人民政权‘妖魔化’” (27) 。可见, 20世纪50年代两岸的文学环境都不具备历史地书写“南渡”的条件。

重述与真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是更客观, 或是基于立场, 并经过记忆的筛检有失真之虞?这的确是一个书写的难题。《桑青与桃红》完稿于1970年, 较早涉及大历史变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流亡, 这是一本高度寓言化、写实与象征兼备的小说。居留美国多年, 逃离两岸的政治之困、战争之困, 以及个人的婚姻之困, 此时的聂华苓具备了叙述大历史的可能与条件。“这个疙瘩还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才解开的。我在那儿可以睁着眼看海峡两边的社会;可以读到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 (包括美国的) ;可以在爱荷华接触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和作品, 我的视野阔大了, 我的感情冷静了, 我的看法客观了。” (28) 2011年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三辈子》详录了作者战时的流亡生活。对海外知识分子来说, 漂泊流亡已经成为一种宿命。以桃红在美国的逃亡经历体验了海外漂泊无根的精神分裂与生存的荒诞感, 聂华苓通过写作返乡, 追溯“无根”症的病根———20世纪中国的长期战乱。“我流亡了三辈子。军阀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 逃, 逃。最后, 逃到台湾, 逃到爱荷华。” (29) 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聂华苓“不但以自己的创作把自己的眼界和笔触从中国扩展到世界, 而且还以文学组织和文学机构的形态, 将世界文学聚拢到自己的身边, 并结构出一种新的‘世界文学’” (30)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 读到他们的作品, 发现中国人的命运, 也就是20世纪的人的命运。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 扩大了我的视野, 影响了我的创作。” (31) 由中国而世界, 由世界而中国, 聂华苓要寻根, 她不甘于流于自我表达或精于技艺的“流外丧志” (赵毅衡) 。“我非常佩服国内的作家那么关心人民;他们为人民而写作。我这个流放的作者到哪儿去找人民?……我对自己开始怀疑了:从今以后, 我应该为谁而写?我应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32) 由此, 聂华苓以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最丰盛的爱回馈自己的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

《野葫芦引》则必须放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写作传统与宗璞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脉络中, 其书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狂人”的启蒙者形象出场, 幽愤深广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使他们的立身行事常常在现代与传统、革命与传承、启蒙与救亡之间摆荡, 这种摆荡最后在1949年形成整体性的抉择。在宗璞个人的写作脉络中, 从《红豆》到《我是谁》《蜗居》, 从迷惑到选择, 再到《野葫芦引》立足个人 (家庭) 记忆, 又兼具南渡群体集体记忆的史诗性创作, 形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历程。《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于1988年, 在抗战题材小说、 (西南联大)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两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而宗璞南渡亲历者、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都使《野葫芦引》被持续关注, 第二卷《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而她以89岁高龄发表的压卷之作《北归记》既是青春文本, 也是典雅文本、性情文本、知性文本 (33) 。

另一方面, 《野葫芦引》礼赞的对象———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受瞩目与20世纪90年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崇尚“文化英雄”现象有关。“南渡”既是学术对象, 也是文化氛围, 更是精神传统。“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 就其实际效果而言,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 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撤退学校的壮举。” (34) 因其孤例仅有, 扣人心弦, 故而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与传说中, 不同叙事主体基于现实的需求 (总结经验、自我鼓励、招收新生) 在文本中内蕴文学叙事的成分。浪漫化、文学化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既有利于鼓舞抗战士气, 也有利于招生宣传, “如何吸引沦陷区的青年到大后方求学, 既是教育方针, 也是政治策略” (35) 。1938年2月到4月, 长沙临时大学 (即后来之西南联大) 约300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小长征”抵达云南, 历时68天, 长途跋涉3500里。4月28日抵达云南后,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旅行的感受, 其间自我浪漫化、审美化的程度非常高 (36) 。因战时需求及有影响力的杰出校友传播, 在不断讲述中累积形成的这些南渡传说, 构成了宗璞创作的前期积淀。

齐邦媛虽有文学著述, 但主要以学者立身。她懂得台湾人心中也有过不去的“巨流河”, 试图以文学与台湾形成命运共同体, 为台湾文学在文坛寻找身份。齐邦媛认为, 在文学面前, 没有“他们”“你们”, 只有“我们”。而“我们”承袭在大陆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学”, 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随着国际环境和两岸形势以及台湾岛内政治情势的变动, 齐邦媛对台湾文学的未来表示忧虑:“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 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 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 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也面临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 (37) 《巨流河》是本“迟来的书”, “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 也是齐邦媛为不能回归的东北, 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38) 。齐邦媛接受当下但不忘怀历史, 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五十年在台湾, 仍是个‘外省’人, 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39) “而我, 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 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 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40) 为当年殉国的热血军民做历史记录, 齐邦媛坚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胜负立场的道德力量。从这一角度来看, 《巨流河》更富有西方文学传统的悲剧精神。写乱世的流离, 齐邦媛却以“温和”“洁净”为理想人格, 着墨甚多的父亲齐世英、大学导师朱光潜、史学家钱穆、空军英雄张大飞均在此列。这样的书写难免有提纯的嫌疑, 但符合齐邦媛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学院派思维。台湾文坛元老,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亲历者王鼎均评价《巨流河》“如此精致, 如此雅正, 如此高贵”。此语可做双面解释, “精致”“雅正”“高贵”对文学而言是正面的, 但对历史而言, 也可能造成偏颇。

1949年对大陆和台湾都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整整一甲子, 台湾出版了三本书, 不约而同记述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 分别是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王鼎钧的《文学江湖》。透过1949年的三棱镜, 读者看到不同的南渡迁台的经历。《野葫芦引》《桑青与桃红》则分别代表大陆和海外立场, 为中国文学的“文学江湖”扩展更多的视野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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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伤痕与康复

“渡”, 济也 (《说文》) , 有拯救之意。南渡, 既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渡”, 也有文化心理上的“渡”, 是国土政权的保卫, 也是文化保全的权宜性与策略性选择。由于国共两党对政权和国土的争夺, 势力范围的此消彼长, “渡”反映在文学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南渡”文学叙事在台湾是向后看, 发现隐忍的伤痛, 寻找安魂之所在。在大陆是向前看, 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失路与寻路的坎坷历程, 寻找导向民族复兴的方法与路径。无论重述的目的为何, 不可否认的是,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历史的剧痛, 重述是再次重临伤痛的现场, 也重启疗救的可能。摆脱“冷战”与“内战”的双战格局, 让理解、对话成为民族创伤康复的开始。而此前, 两岸有必要协商对“伤痕”的认识, 理解“进步”与“没落”的文学意义。

大陆文学史中, “伤痕文学”的内涵已有明确的界定。海外学者则将伤痕文学扩展到从台湾“反共文学”开启的关于“中国现代苦难”书写的文学。“它 (反共文学) 应被视为近半世纪以来伤痕文学的第一波, 为日后追忆、记述文革创伤,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种种文字, 写下先例。” (41) 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将从1930—1997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体, 纳入文学、艺术所折射出的20世纪华人世界的想象暴力与历史创伤研究 (42) 。这种研究思路统合了海内外大中华文艺研究, 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的格局和历史视野。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 伤痕具有“没落”性质, 无法进入到“进步”的革命叙事当中。中国文学自进入现代时间, 崇尚进步的未来感, 以追寻现代 (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文明) 的激情叙事为主调。现代中国的新生必须超越封建的没落的历史, 现代文学只有激扬文字才能跨过汉语构造的 (晚清以来的) 末世景观。“现代文学直至转向革命文学, 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是借助革命之强力来展开的文学, 它试图彻底改变中国文学的情调、气质和风格, 关于革命的无边理想引导着文学建构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世界彻底与那个颓败的没落历史决裂。”“文学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它以如此统一的整合结构来进行, 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的’文学。” (43) 左翼文学承担着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论述, 也反映大陆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历史过程。“革命 (进步) 文学”以社会发展理论为圭臬。“启蒙”与“救亡”的悖论反映到文学上, 演化为“文学”与“革命”的内在紧张。《野葫芦引》有社会剖析派小说的气魄, 作者以“东南西北”统摄抗日战争的全景与全局, 指点时势, 人物以群像的素描见长。“南渡”虽历经苦难, 但作品的基调却是明朗的, 隐含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体现中华文化伟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 由于宗璞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钟爱, 《野葫芦引》在革命大叙事当中融入浓浓的诗意。但《野葫芦引》写“重大”“英雄化”“抗战化”的写作风格, 以及戏剧性色彩秾丽等因素导致小说整体艺术形象的不和谐也引起一些论争 (44) 。

“进步”文学在50年代的台湾体现为与体制抗争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历来有关一九五○年代自由主义的评价, 都是以男性知识分子的思考为主轴, 其中尤以胡适、雷震、殷海光为著。但是, 《自由中国》文艺栏主编聂华苓接掌之后, 也丰富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内涵, 这个史实, 一直受到史家的忽视。” (45) 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作家“都是透过聂华苓的邀请才与台湾文坛有了接触, 身为编辑的聂华苓, 终于与台湾自由主义传统结盟, 也许是出于偶然。不过, 由于她的加入, 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显得更为丰硕。自由主义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争取发言权的政治层面, 而聂华苓则把这种争取发言权的努力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从而在人文方面拓展了辽阔的版图” (46) 。聂华苓自由主义的文学观与编辑理念使得台湾50年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反共文学”的局促格局。这种自由主义的理想终身影响着聂华苓的人生及事业。1964年聂华苓应美国诗人安格尔邀请担任作家爱荷华“创作工作坊”顾问, 1967年与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40年间, 两岸三地逾百名作家受惠于“国际写作计划”。“国际写作计划”成为华人作家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平台, 这是聂华苓一贯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海外的接续。1979年中美建交, “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中国周末”, 20多位台港大陆和美国作家应邀参加, 开设了两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超越政治党派成见, 中国文学在分流40年后首次汇流。聂华苓也因这一系列的“亲共”活动被列入台湾的黑名单 (47) 。

《桑青与桃红》是海外汉学界研究华裔漂泊文学的经典读本, 其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样本, 1970年在《台湾联合副刊》连载被腰斩, 后来陆续在中国台湾、香港、大陆, 甚至新加坡出现8个版本, 版本之间面目不同, 且被译为多国文字, 英文版曾获美国国家书卷奖。“谈四十年来的海外文学, 我想先从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谈起,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本界定海外文学最恰当的作品。……桑青和桃红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和经历, 桑青代表的是大陆, 桃红代表的是海外。桑青的经历———从抗战时期到四十年代末北京易手、到五十年代的台北———显然是一个大陆知识分子从内陆到海外、从中心到边缘的流亡历史。” (48) 研究者的解读重心从桑青移往桃红, 无意中也透露一种认同的游移。聂华苓固然仍有“中国执念”, 依旧“感时忧国” (夏志清) , 但也在自觉完成自我以及民族的超越:“虽不能生根, 但仍可落地;而美国虽非故土, 但亦非异邦。” (49)

与宗璞、聂华苓的“进步”基调不同, 齐邦媛《巨流河》是忧伤的, 是“没落”的, 具有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悲剧品格。《巨流河》当中刻画最成功的都是一些“没落”的失路英雄:政治精英齐世英, 文化英雄朱光潜、钱穆, 战斗英雄张大飞。对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而言, 由于回到大陆成为幻影, 北归无望, 南渡的历史事实上成为一个移民史、流亡史, 一个文化变迁的历史。《巨流河》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子女的回忆录, 是家史, 也是齐世英在国民党党内地位、国民党在台湾地位的沉浮史。齐邦媛追溯父亲兵变失败, 一生渡不过巨流河, 书写开始于东北终于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长大成人, 心灵上刻满了弹痕, 至今仍无法原谅人类可以对人类这样。但是, 这么大的痛苦我都经过了, 所以现在我不计较, 我几乎没有恨。” (50) 《巨流河》最后以“东北心台湾情”的悲欣交集结束作者毕生的心愿。尽管《巨流河》是美丽忧伤的, 但作为时代的记录者, 它又是有盲点的。齐邦媛战时的校园生活置外于各种学潮, 沉浸于纯粹的文学世界, 是否也是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伤痛与伤痕呢?她40多年推动台湾文学, 试图以文学超越政治, 未尝不是另一种文化政治。

无论如何, “南渡”是中华民族不应该遗忘的历史伤痛, 治愈康复需要漫长的过程。三位作者以亲历者的姿态, 透过文学书写展示了战争烙印在不同流亡群体心灵上的伤痕。“南渡”造成两岸分裂, 形成不同的文学传统, 发展出不同的审美文化心理。国家不幸诗家幸, 文学成就与进步、没落无关, 读者与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决者。两岸文学书写的相互参照, 才可能避免对抗性的“不见”与狭隘性的“偏见”, 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

结语从“南渡”到“离散”

如前文所述, “南渡”一词内蕴南渡知识分子重返北方的文化意识与回归路径。但“遗民不世袭”, 随着台湾岛内政权的本土化, “自立中心”意识的崛起, “南渡”的遗民意识逐渐淡化, 有后殖民色彩的“离散”“离散美学”“华语语系文学”成为显学。“离散”论者主张远离中心后的落地生根、文化自创, 拒绝被中心论述。更有甚者, 以“反离散”与中国大陆进行历史性切割。“离散”等论调背后隐藏着危险的分离主义倾向, 试图以文化差异性否定文化同源性, 割断海外华人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情感与文化纽带。这种分离主义的话语表述往往挪用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似是而非的观点, 引起国内学者持续的关注与论争 (51) 。“去中心”“去历史”“去文化”是渐进式分离主义的三部曲。因此, 寻找共识, 消除隔阂, 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感实属必要, 而且应当。重提“南渡”, 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 重返大转折时期的伤痕现场, 有利于复苏历史记忆, 进一步召唤民族身份与文化意识。追溯历史大转折发生的当场, 以“南渡”描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流离过程, 以“南渡”的知识分子主体———文化坚守者的形象, 反映他们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以及精神轨迹更符合历史语境。以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取代历史的对抗, 继而在现实层面上展开对话与沟通, 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不可否认, 无论是“南渡”, 或是“离散”“反离散”, 都具有话语政治色彩。文学作品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之间的文本互文性提供了历史思辨的空间。《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代表“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 三位作者对“南渡”现代内涵的认知差异必然导致三种文本思想内涵的不同。此中差异不仅仅是个人人生遭遇、美学趣味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作者站在不同的党派立场、文化立场对两场战争的认识与评价, 也牵涉到现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南渡”有“华夷之辨”的内涵, 即经由南渡赓续中原文化正统。然而, 对现代中国人而言, 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华夷之争, 而是共同面对西方现代化冲击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南渡”, 尤其是“二次南渡”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想资源和文化实践经验。鉴往事知未来, 历史传统、革命创新与中华文化赓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辩证地发展, 两岸以及海内外的华人文史学者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课题。

从“南渡”到“离散”是中国大转折时代造成的历史后果, 也是全球化催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扁平化的时代。福柯认为, 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 处在一个并列的年代, 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 (52) 。中国人 (含台港澳) 离散定居也逐渐成为常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份的弃守。取消历史深度以应对当下是可以理解的生存策略, 但如果以偏执为理性, 也可能导致无根的虚无。在离散中重建历史向度、精神溯源, 回望文化原乡不仅因为原生性的情感, 还源于全球化时代“无根感”惘惘的威胁。历史虚无主义者无根的离散书写也可能沦为所谓“世界公民”的精神挽歌。站在人性悲悯的角度回望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两场战争, “南渡”文学叙事保留了两岸战争文学书写与讨论的弹性空间。同时, 在一定意义上, “南渡”论述对海外学界少数华人学者拒绝中国认同, 有意识割裂中国历史的某些观点与主张形成必要的反表述, 在国际学术话语竞争中也颇具现实意义。

注释(参考文献):

1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一) , 第284页,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参见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2013年, 香港新亚研究所成立60周年举办“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 溯源港台文史哲。所长廖伯源认为, “一九四九年之变动, 对香港、台湾学术界而言, 可谓‘北学南来’”, 而对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 则是‘北学南移’, 实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之重大事件”。参见《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 秀威资讯科技2015年版。

4 1948年底, “四野”解放军包围平津, 辽沈战役开始, 国民党政府下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其后有所谓“抢救平津学人计划”, 部分知识分子选择赴台或出走海外, 其中院士21人, 占26%。参见沈卫威:《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的去留》, 《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1期。

5 参见黄万华:《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 第6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本文之“流亡学生”主要指抗战爆发以后, 按照国民政府安排随所在院校内迁的学生, 由沦陷区、战区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 也包括随清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要员家族南迁的宗璞、齐邦媛。

7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 (1895-1945) 》, 第56页, 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版。

8 参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 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

9 《巨流河》虽是自传, 文学色彩却很浓厚, 《野葫芦引》《桑青与桃红》尽管属于虚构性作品, 也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10 抗战时期因应战局变化和国民政府战时部署, 几乎所有高校 (约140所) 都进行内迁。但包括曾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 都未能获得如西南联大一般的声望与影响力。参见覃红霞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探析》、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等论述。

11 国民党官兵南渡以王鼎均回忆录最为详实精彩, 参看《回忆录四部曲》, 三联书店2013年版。香港50年代出现的难民小说也是因大陆战事难民南渡影响所致, 参看赵稀方:《五十年代的香港难民小说》, 游胜冠、熊秉真主编:《流离与归属》,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版。

12 申晓云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 第239、240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 陈立夫:《战时教育方针》, 第220页, 正中书局1939年版。

14 参见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 原刊于《教育杂志》第31卷第7号, 1941年7月10日。

15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 第84页, 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6 (19) (20) (37) (39) (40) 齐邦媛:《巨流河》, 第82页, 第290页, 第309页, 第499页, 第490页, 第496页。

17 齐邦媛:《巨流河推介语》, 天下文化2009年版。

18 (29) (31) [美]聂华苓:《三辈子》, 第143页, 第626页, 第632页, 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19 郁达夫:《战时的小说》, 《自由中国》第1卷第3号。

20 原西南联大学生鹿桥1945年完成长篇小说《未央歌》, 1967年在台湾出版。

21 余光中:《凭一张地图》附录, 九歌出版社1988年版。

22 王鼎均:《反共文学观潮记》, 《文学江湖》, 第83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3 黎湘萍:《从边缘返回中心:黎湘萍选集》, 第137页, 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24 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 第15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 萧乾:《湖北人聂华苓》, 《桑青与桃红》, 第185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26 刘俊:《中国历史·美国爱情·世界文学---聂华苓印象记》, 聂华苓:《三辈子》, 第621页, 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27 聂华苓:《浪子的悲歌 (前言) 》, 《桑青与桃红》, 第6-7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28 参见《人民文学》“卷首语”, 2017年第12期。

29 (35) (36) 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第5页, 第27页, 第5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0 王德威:《“如此悲伤, 如此愉悦, 如此独特”》,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31 王德威:《五十年代反共小说新论》, 张宝琴、邵玉铭、痖弦主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 第79页, 联合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 白睿文:《痛史: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 麦田出版社2016年版。

33 陈晓明:《“没落”的不朽事业》, 陈芳明、范铭如主编:《跨世纪的流离---白先勇的文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136页, 印刻文学2009年版。

34 马风《论宗璞的“史诗情结”---对〈南渡记〉文体的一点疑义》 (《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与曾镇南《〈南渡记〉的评价与现实主义问题》 (《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对此有过论争。卞之琳也认为小说“一开场就象放花炮一样爆出了众多人物”, 人物扁平化, 给人印象不深。 (《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 《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35 (46)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第319页, 第324页, 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36 姚嘉为:《放眼世界文学心---专访名作家聂华苓女士》, 聂华苓:《三辈子》, 第611页, 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37 (49) 李欧梵:《四十年来的海外文学》, 痖弦、邵玉铭、张宝琴主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 第58页, 第62页, 联合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38 《齐邦媛〈巨流河〉纵写时代史诗》, 《中国时报》2009年7月18日。

39 “离散”原指犹太人丧失家园后的迁徙、漂泊, 在后殖民、全球化语境中往往被挪用, 强调“去中心化”的边缘活力, 拒绝宏大叙事, 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文化混杂与自创。华人学者史书美、王德威等主张以“华语语系文学”取代“汉语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学术概念, 强调中国以外中文写作在全球不同地理空间的在地性实践, 在华人学术圈引起较大反响。国内学者赵稀方、刘俊、李凤亮、朱崇科、汤拥华、李杨、刘大先等都先后参与论争。

40 [法]米歇·傅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脉络) 》, 陈志梧译,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 第392页, 夏铸九、王志弘编译, 明文书局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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