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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8-31 18:50:22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scipaper.net):
 
摘    要:
抗战爆发后, 沈从文曾重返湘西, 在沅陵小住了一段时间, 对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下, 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南下昆明之后, 他开始着手一个庞大的“重写湘西”计划, 试图在抗战前后特定的情境中, 检讨湘西地方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为了表现情感与社会之复杂多方, 对小说、游记、报告、政论、地方史志等多种文体的综合, 也是“重写”过程中的自觉追求。其中, 《芸庐纪事》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篇, 不仅记录了战争初期在张治中“新政”下沅陵地方的社会新风, 也集中体现了文体“综合”的困境和张力。扩展来看, “综合而不能”的困境与沈从文在40年代“动”与“思”的位置、状态大有关联, 如何在主体内部克服个我与历史的矛盾, 也构成了一个不断延宕又颇具症候性的“问题结构。”

关键词:
沈从文; 沅陵; 《芸庐纪事》; 新文学重造; 文体综合;

“Rewriting Western Hunan”and Shen Congwen's Literary Predicament in 1940s
Jiang Tao

抗战爆发后, 沈从文随北大、清华友人一路南下, 在最终迁往昆明的途中, 曾辗转回到湘西沅陵, 在大哥沈云麓的新居“芸庐”中, 住了三个月左右。期间, 他多次接待经沅陵向后方转移的文教单位及友人, 还在大哥的安排下, 与陈渠珍等“同乡文武大老”会商于“芸庐”。沅陵小住的经验, 对于战时沈从文社会感知、文学方式的转变, 产生了相当内在的影响。由于对湘西地方的变化、内部错综的矛盾以及在战争中的位置, 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 他也产生了向外界介绍真实湘西, 以增进内外团结、沟通的愿望。1938年4月, 在动身离开沅陵之前, 在给张兆和的信中, 他透露了“重写湘西”的计划:“我预备写一本大书, 到昆明必可着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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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沈从文到昆明之后着手尝试的,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列, 包括散文集《湘西》, 以及小说《长河》、《芸庐纪事》、《小砦》等构成的“十城记” (2) 。所谓“重写”, 出自笔者的概括, 是指在延续“牧歌抒情”笔法的同时, 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有意转换书写框架, 不再刻意营造乌托邦式的乡土社会, 将其作为挽歌性的生命源泉, 而试图将湘西变动的“人事”放回历史的“长河”中, 在抗战前后特定的情境中, 检讨它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如果延伸视野, 他在4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小说《雪晴》系列、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 乃至50年代初赴川南参加土改时想把《雪晴》等未完成的作品续完的动念 (3) , 都发生这一“重写”的延长线上。

其中, 写于1942年的《芸庐纪事》相对于《长河》《湘西》等作品, 似乎较少被读者和研究者关注, 但在沈从文“重写湘西”的系列中, 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为数不多的一篇, 直接书写了战时湘西地方 (沅陵) 的新气象, 且以“芸庐”主人大哥沈云麓为原型, 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大先生”形象, 在这位“大先生”的身上, 沈从文寄托了某种新湘西精神的想象。考虑到《湘西》《长河》的写作在前, 《芸庐纪事》在后, 某种意义上, 这部小说似乎代表了经历了一个阶段的“为抽象而疯狂”之后, 沈从文自我整理、“重写湘西”的第二波努力 (4) 。由于发表时的删改、禁止, 以及个人创作的内在困境, 包括《芸庐纪事》在内, “重写湘西”的大部分作品都未完成, 但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 这又是包蕴了诸多可能性的一个阶段, 与他在40年代不断提出的“经典重造”“新文学重造”“国家重造”等命题也有着极为内在的呼应关系。如何“重写”?其中包含怎样的社会感知和政治视野?“重写”在小说文体内部留下怎样的张力?作为一个返乡过客, 沈从文与地方社会取得怎样的联系, 又怎样确立一个书写者的主体位置?在40—5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中, 怎样理解这一“重写”的困境和意义?



沅陵, 古称辰州, 是沅水流域的一个大码头, 控湘西要冲, 入川入黔, 此为必经之道。少年时代, 随军漫游的沈从文, 曾多次驻留此地, 留下了许多魂牵梦绕的记忆。抗战初期, 沅陵的战略位置也十分关键:它是当时湘西行署的所在地, 又是新修通的湘黔公路上重要的一站, 水路与公路交汇, 战时大量人口、物资、行政文教机关向西南内地疏散, 都要途经此地。因此, 这座小小的山城与西南不少的城镇一样, 也被战争“发动”了起来、繁荣了起来。不少途径湘西的游记作者, 都记录过沅陵战时的热闹市容:“战后交通建设, 首推公路, 而山城气象亦因公路而蓬勃, 进城须渡沅水, 惟车站一隅亦极热闹, 大小旅社满坑满谷, 皆候车西上之过客。” (5) 《芸庐纪事》的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一开头也以几名过境沅陵的学生的视角, 描述了沅陵街市上的人群杂沓、货物流通的场面:

各种各式的商店都有主顾陆续进出, 各种货物都堆积如山, 从河下帆船运载新来的货物, 还不断的在起卸。事事都表示这个地方因受战事刺激, 人口向内迁徙, 物资流动, 需要增加后, 货物的吸收和分散, 都完全在一种不可形容匆忙中进行, 市面既因之而繁荣, 乡村也将为这种繁荣, 在急剧中发生变化……从时间算来, 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 (6)

有意味的是, 这几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 此前都读过“一本近于导游性质的小书, 对于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因而, 踏上湘西的土地, “凡事无不用另外眼光相看”, 处处以“小书”为参照, 指指点点当地的人物、风俗。那本“近于导游性质的小书”, 正是沈从文自己的《湘行散记》。为了表现外来学生与地方的隔膜, 小说特意安排了一场冲突:因为语言不通, 几个学生与一名小商贩起了纠纷, 还差点攻击了前来“排难解纷”的“大先生”, 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 仍是那本《湘行散记》。所谓“砖头打砖窑”, 这个细节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书写, 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外来者与湘西地方的阻隔。而“重写湘西”包含了湘西的“祛魅”, 是与自己过往书写的对话。

与此相关的是, 在30年代《边城》等作品中, 沈从文构造的湘西世界, 往往具有偏远、封闭的特征, 但在《湘西》《长河》《芸庐纪事》等“重写”之作中, 以水路、公路、码头、口岸为线索, 以货物、人口、资讯、观念的流动为媒介, 将湘西置于一个更为开放、内外联动的关系网络中, 成为他“重写湘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策略。另外, 相较于以往作品中的时间的相对虚化, 《芸庐纪事》对时间的标记也格外明确:一处就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 即“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 这一方面强化了战局不断深化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也暗示湘西的“未来”, 在于怎样校正地方性的时间, 参与到这种战争的总体进程中;另一处时间标记, 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就在这个地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某一天, 下午两点钟左右。”起笔的这一句, 交代了地点、时间, 几个“身穿大学生制服的青年”, 随即出现在画框中。实际上, 1937年12月, 也正是沈从文自己准备动身重返沅陵的时刻 (7) , 也是湘西地方在一系列动荡之后迎来历史转机的时刻。在文本的内外, 小说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迁徙, 似乎在时间上构成了一种同步, 而更大的同步发生在个人与历史之间。

有关抗战前后湘西的社会政治变动, 相关的沈从文研究与湘西地方史志都会述及, 这里不妨再做一下简要的勾勒:1934—1935年, 借追剿贺龙红军的名义, 湖南省主席何键派重兵进入湘西, 逼迫沈从文的老上司“湘西王”陈渠珍下野, 并改编了他的部队。湘西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局面, 就此终结, 但地方的乱局也由此被开启。1936年, 由于不合理的“屯田”制度, 湘西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屯”武装起义, 并打出了“抗日”“倒何 (何键) ”的旗号。最终, 由于控制不了局面, 何键于1937年被迫下台, 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1938年初, 沈从文回到湘西, 恰逢张治中主政湖南不久。为了安抚地方, 他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包括任用湘西人管理湘西 (请陈渠珍复出, 担任沅陵行署主任) , 与“革屯”武装达成了“废屯升科”与“收编抗日”的协议, 结束了一百多年来沉重压在湘西苗民身上的屯田制度。苗族领袖龙云飞领导的“革屯”武装在接受改编之后, 也走上了抗日的战场。由此说来, 沈从文重返沅陵的时刻, 既是湘西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也是“返乡之我”乡土认知的新起点, 即如他后来所言:“我恰恰于这个时期到了湘西。离乡本已太久, 许多问题当然不免隔膜, 惟大处却看得清清楚楚。” (8) “重写湘西”的尝试, 也是意在从“大处”着眼, 检讨巨变之中家乡的出路和家乡人复杂的心绪。尤其是《长河》, 原本计划从“新生活”到来的消息写起, 至中央军进入湘西, 数万湘西健儿被送上抗日前线为止, 正是要完整表现30年代中期湘西社会的变局, 在小说中构造的“家边人”与“外来者”的对立、相左, 也隐含了国家与地方的二元框架。后来, 无论强调沈从文的地方主义立场、分析“家边人”政治的合理性, 还是关注其地方性关切与更为宏阔的家国、民族意识的联动, 相关讨论大多在此框架内展开。



然而, 上述话题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因为“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在沈从文这里, 并非抽象存在于观念、想象、情怀的层面, 而是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谓“地方”与“国家”、“家边人”与“外来者”, 也都不是固化的概念, 内外张力实际存在于从基层乡村、地方、湖南省, 再到中央这一动态的关系序列中。比如, 1935年何键的“省军”进入湘西, 结束了湘西的自治状态, 但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角度看, 何键并非嫡系, 经营的湖南一省, 也具有“独立王国”的性质。沈从文在小说中也透露, 湘西人当时似乎反“何”不反“蒋”, 对于那个远不可及的“老总”, 牢骚之余, 还是颇有几分信任 (9) 。另外, “抗日革屯”的起义, 直接导致了何键“独立王国”的瓦解。起义爆发的根源在于百年来不合理的屯田制度, 导火索却是永绥的地方豪强与当时兼任屯务处长的陈渠珍之间的冲突 (10) 。简言之, 起因于大小“家边人”之争, 只不过陈渠珍、龙云飞等地方实力派, 与国民党CC系暗中密谋, 后来将矛头引向了省主席何键。1937年底, 张治中代替何键主湘, 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对湖南、对湘西控制的最终完成, 这一过程恰恰利用了湖南省与湘西地方的矛盾, 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势力的主动迎合, 是不能忽略的一面 (11) 。这一系列错综复杂、欲拒还迎的关系, 在“地方”与“国家”、“家边人”与“外来者”的二元框架中, 是无法有效说明的。

谈及湘西及湖南30年代中期政局的变动, 另一个可能的思路是, 将这一系列的冲突与共谋, 看作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复杂的权力斗争。这样的判断自然成立, 但也会遮蔽权力斗争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 政权如何有效下沉基层社会, 完整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整合, 是一个所谓的“根本性议程”。当国家汲取需求, 超过了基层社会的承受能力, 如何避免社会“内卷化”的发生, 又成为这一根本性议程的另一面向。苗汉杂居的湘西, 属于边地中国, 但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一系列关系的“怨尤丛集” (12) , 都不外在于上述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沈从文《湘西·苗民问题》等篇章中检讨的:一方面, 外来当政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 又苛索无度, 导致“地方几乎整个糜烂”;另一方面, “家边人”经营的地方自治, 难免陷入“负气与自弃”的循环, 阻碍国家行政的实施, 以及湘西社会的发展 (13) 。

陈渠珍主掌湘西的时期, 十分重视地方实业和教育的发展, 强调“子弟之兵, 驻桑梓之地”, “如园林之艺, 深根固蒂”, 不同于“他军如盆花, 可随地移置”, 要与地方人民休戚与共 (14) 。这都吻合于沈从文对“家变人”的政治期待, 但可以指出的是, 这样的“家边人”政治, 也包含了内在封闭性, 造成外地流官不能下乡、基层行政被架空 (15) , 以及地方建设无法顺利展开的问题。比如, 为了避免外部势力能长驱直入, 陈渠珍宁愿在凤凰修飞机场, 也不愿在湘西修筑铁路和公路 (16) 。

在这个意义上, 30年代中期, 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过追剿红军、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 “削藩”统一西南各省, 不仅符合一般政治现代化的逻辑, 即国家政权下沉地方, 完成社会治理与整合, 也吻合于民族危难之际, 希望结束内乱、重建国家权威的社会期望。抗战爆发之后, 西南地区成为战争的大后方, 汲取资源、社会动员的要求也骤然上升, 这无形中也加剧了问题的迫切性, 提供了革除积弊、社会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 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 也不单是军事力量、行政权力的介入这么简单, 在理想的状况下, 还包括了一系列社会的组织、教育、改造, 以及内外、上下关系的协调, 即如沈从文所称“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 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17) 。

在张治中主政湖南的短暂时期, 据说因估计“敌人绝不进攻湘西”, 也曾考虑“省府西移”。他不仅亲自视察了湘西各县, 对“开放湘西建设湘西, 是抱有远大的计划的” (18) 。在他实施的新政中, 除了废止屯田、任用湘西人管理湘西的怀柔政策之外, 一大“亮点”就是发动“民训”, “召集四千高中以上曾受集训的男女学生”, 派往各县开展“民训”工作, 而这四千人只是先锋, 接着的还有后援大队, “预计训练五万青年下乡”, 参与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培训, 该计划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争议 (19) 。对于这一系列的战时新政, 沈从文持相当的欢迎态度, 不止一次表露过对“新接手省政的张文伯主席”的好感 (20) 。《芸庐纪事》及《动静》两篇都着力刻写“过境”或下乡的青年学生, 这与当时“民训”政策的推进显然大有关联, 而《芸庐》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从外来者的视角所试图记录的, 正是“新政”之下“生活改进与适应, 比过去二十年还迅速”的地方新气象。比如, 写到“应和战争需要, 市民普通训练已逐一施行”时, 他不忘使用“谐趣”的笔法, 渲染社会全体的参与:不仅“和尚、尼姑、道士以及普通人家的妇女, 都已遵照省中功令, 起始试行集训”, 连“土娼”们也被组织起来, “作救护集训, 在北门外师管区大操坪检阅后第一次游街”。这一场面庄严又谐谑, 让来自南京、武汉的外省人大开眼界:“尤其是若把这个省分和接近战区的安徽、湖北情形比较, 在人事运用上便见出这种湖南精神, 一定可以给战争不少便利。也会对于当前负责主持一省政事的, 保留一个良好印象。” (21) 对湖南精神的褒扬, 是在与周边省份的比较中展开的, 沈从文特意提到的“主持一省政事”的, 说的当然就是张治中。



或许可以说, 对于1938年初沅陵小住的沈从文来说, 战时湘西地方的人事变动、社会组织, 构成了他闻见、思考的一种背景。这一背景也不完全是外在, 也内在构成了“重写湘西”所要处理的问题情境, 也只有把握了战争初期湘西的社会状况, 才能进一步体会“重写湘西”的针对性和面临的思想、文体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 小说《长河》意在表现30年代中期湘西社会“常”与“变”的错综, 类似于一部战时湘西的“前史”;散文集《湘西》则在过去与当前的参照中, 介绍地方风俗、状况的同时, 也内在检讨地方社会“怨尤丛集”的原因;《芸庐纪事》书写的则是战争初期开放的、焕发活力的湘西, 着力于“人情的冲突”的调节、内外关系的重建。小说开头设计的外来学生与当地人的冲突, 也不只是一种叙述上的“起兴”, 为了在文本内部形成自我对话, 更是为了表达大量人口、机关过境湘西时, 对“情绪隔离状态发生”的关切。如何在本地的自尊自信与外来者的理解同情之间“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合”, 这是沈从文念兹在兹的问题, 在他看来, “在当时, 实比任何事情还重要” (22) 。包括《湘西》、《长河》在内, “重写湘西”理想的读者, 也正是那些过境地方却“凡事无不用另外眼光相看” (23) 的学生们。

在文学形式的层面, 上文提到《长河》《芸庐纪事》等作品中时空的敞开, 人口、资讯、物资的流动与交换, 凸显了将湘西地方纳入战时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愿望。为了表现湘西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积弊与可能之间的多层次的思考, 对应于情感与社会复杂多方之状态, 对小说、游记、报告、政论、地方史志等多种资源的调动、综合, 也是40年代沈从文在文体上的一大创制, “重写”的过程必然涉及文学形式的重造。对于“国家重造”与“新文学重造”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有过明确的阐发:“记录这个国家重造过程中各方面的贡献, 足供十年后国人参考的, 应当是有历史家感兴的文学作者的事情。这工作既伟大, 也艰难, 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广, 问题太大, 原因太复杂。” (24) 沈从文自己正是这样一个“有历史家感兴的文学者”, 他如何开拓文学表现的能力, 以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能否在“重写”中完成有效的“综合”?要讨论这些问题, 《芸庐纪事》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

在《芸庐纪事》中, 如果说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 通过描写人员、物资的流动与社会组织、训练的勃兴, 来凸显湘西战时的新气象, 那么开放的、与国家联动的新“湘西精神”, 就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大先生”的身上。这位“瘦弱肮脏小流氓神气”的闲汉子, 本来为了“排难解纷”, 才卷入学生与商贩的纠纷, 结果反倒成了学生攻击的对象。借一位本地商人之口, 沈从文也向读者介绍了其貌不扬的“大先生”: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南北口外那里不到过, 看见太阳可多咧。家住城里灵官巷, 一所大房子里, 你们一下车, 在对河岸码头上抬头就可见到那房子。两个大院子中好多花木!……他有两个兄弟, 一个在北方大学教书, 一个在前线带兵打仗。 (25)

那所“大房子”就是“芸庐”, 两位有出息的兄弟, “北方大学教书”的那个是沈从文, 另一个是沈家老三沈荃, 他担任湘西子弟兵“一二八师”的团长, 刚刚在浙江嘉善经历过一场血战。小说第二章“大先生, 你一天忙到头, 究竟干吗?”, 可以读作一篇“大先生”的小传:他满街走动, 与沅陵城里的各色人等, 都有应酬交接, 热衷“排难解纷”;又时不时远游至北京、上海、青岛, 对于不同类型的知识、资讯, 有很强的吸收能力。

在沈从文笔下, “大先生”或可归入一个特定的人物系列, 如《长河》等作品中的船主、会长等。这些地方的精英、能人, 往往热心当地的公共事务, 上通下达, 斡旋实务, 具有内外沟通、协调能力。不难看出, 在这样的人物身上, 沈从文寄托了对湘西地方“优秀分子”的历史期待。他此一时期的论述, 也大致包含这样的思路:战争中的地方重造, 需要主政者了解地方的历史和现实, 也有赖于湘西精英群体的参与———“领导者又乐于将责任与湘西优秀分子共同承担, 且更希望外来知识分子帮忙”, 由此才能形成“一种开明的贤人政治, 正人君子政治, 专家政治” (26) 。“大先生”出身于湘西的“军绅”阶层, 既熟悉地方事务, 又具有全国性的视野, 显然正是这样“优秀分子”的代表, 在他身上, 沈从文也寄托了地方与国家之间联动、开放的政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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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注意的是, 与《长河》中的老水手有几分相像, “大先生”也类似于一个移动的“自媒体”, 每天游走于邮电局、电话局、汽车站及相熟的军官之间, 他急切打探前线战况及两位兄弟的消息, 对于战争的进程、国家的重造, 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忱。换言之, 在小说中“大先生”不仅是一个人物, 同时还是一个叙述的视角, 在游走与静寂之间, 始终保持对外部历史的开放。同时, 小说第三章的场景, 从沅陵的街市, 转换到“芸庐”之内, 标题为“我动,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表明叙述的重心也转向了“我” (“大先生”) 的自我为感知、意识状态。这章写一早起来, “大先生”坐在炉边烤火, 因惦念即将回乡养伤的小兄弟, 想起湘西子弟在前线英勇牺牲, 不由心潮澎湃, 出乎读者的意料, 竟洋洋洒洒展开了一篇长达七千余言的“炉边随想”。

这一大段内心独白, 采用从头说起的策略, 细致点数了过去30年一笔“拖赖支吾作成的账目”, 包括辛亥革命的发动、军阀政治的乱局、国民党的挫折与奋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清党”之后的纷乱和杀戮。在“大先生”眼里, 只有以“抽象原则”代替大量武力, 利用文字引唤起国民情感与信仰, 完成政党的现代组织, 才能把“民族的精力和热忱, 重新粘合起来”。这一大段“随想”的意外插入, 打断了小说的时间线, 一下子挣脱当下时空, 让地方性思考向现代中国的宏阔视野完全敞开, 但或许也正因如此, 这篇“炉边随想”也过度挤占了叙事的空间, 带来了某种文体“内爆”的感觉, 整篇小说似乎也就此解体了。《芸庐纪事》最初发表的时候, 正是这一章“炉边随想”被禁止刊载, 沈从文因此意兴阑珊, 放弃了写作 (27) 。但在小说“内爆”之后, 又该如何进行下去, 大概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抗战时期, 沈从文政治参与的热情十分高涨, 撰写过相当多的杂文、政论, 探讨文化、社会及国家重建的理念, “大先生”之“炉边随想”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语言工具的误用与滥用等, 都是此一时期频繁提及的话题。由于结合了辛亥以来的历史考察, 比起其他的相关文章, 这篇“随想”更具完整性、系统性, 如果从小说中抽离出来, 完全可以作为一篇独立的“政论”来阅读。大概是“发议论”的冲动过于强烈, 《芸庐纪事》的写作不小心一下子溢出了“讲故事”的轨范, 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从文体创制的角度看, 小说的“内爆”也许并非意外, 恰恰是一次有意的尝试, 一次试图在政治、思想“场域”重构小说形式的努力。



1938年南下昆明之后, 在《谈进步》《长庚》《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文运的重建》《新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政策”的检讨》等文章中, 沈从文多次提及“经典的重造”“文学运动的重造”“新文学的重造”等命题, 希望以文学为工具, 激发崇高的理想, 以“抽象的原则”构筑社会人生的远景, 从而“把生命的使用, 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 (28) 。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经典”, 小说也被赋予了特别的使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 举凡机智的说教, 梦幻的抒情, 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 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 (29) 在这一论述中, “新经典”的打造, 不仅朝向“抽象原则”的说明, 也落实在人事、说教、抒情等不同因素的综合组织上, 这是沈从文提出的一条相当独特的“重造”路径。

实际上, 这一路径沈从文早在尝试。在写作《湘行散记》《边城》的时期, “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 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 (30) , 就已然是他的文体自觉。40年代的“重写湘西”的几部作品, 也都不同程度具有文体杂糅、综合的特点:《湘西》作为一部“沅水流域识小录”, 保持山水游记风格的同时, 就多了几分社会考察报告的性质, 对湘西内部的社会状况与积弊, 有相对客观的分析。《长河》则试图在“牧歌的谐趣”中, 夹杂人事的乖张与相左, 纳入一种社会政治的视野。这些内容大多以报纸新闻、小道消息、拉杂闲聊的方式, 在“乡土舆论空间”中呈现 (31) , 一种夹叙夹议的“谈话风”由此也不可避免。较为著名的是《大帮船拢码头时》一节, 借一位过路教员与老水手的谈话, 小说交代了“本地老总被逼交出兵权”“省里调兵大杀苗人”的前后过程。据糜华菱考察, 其中“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 还谈到省里保安队以“通匪”的罪名, 敲诈“苗乡一龙姓豪强”, 南京的“老蒋”却不闻不问 (32) 。显然, 通过这一段拉杂闲谈, 沈从文试图将湘西30年代中期的政局变动, 完整地带入到小说中。

然而, 大量消息、谈话的加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字内在的有机与流畅, 在长河一般舒缓流溢的叙事节奏中, 部分段落难免有琐碎、支离之感。怎样弥合风景与人事、牧歌与观念、“讲故事”与“发议论”的冲突, 是沈从文40年代“重写湘西”内在的一个张力。《芸庐纪事》第三章的文体“内爆”, 可以看作是上述张力无法化解的一种极端表现。如果说《长河》中历史变动的线索, 尚被压缩在片段的对话、消息中, 那么轮到“大先生”登场, 宏大的历史讲述已不得不从“故事”中脱缰而出了。

对于习惯牧歌抒情的沈从文而言, “大规模”处理社会人事的长篇叙事, 并不是他擅长的方式, 40年代的文体“综合”实验, 也并未参考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路径, 执着于通过文体杂糅的方式来扩张抒情小说的历史包容性, 遇到困境几乎是必然的。对此, 沈从文不是没有觉悟, 在长文《水云》中, 也曾检讨《长河》《芸庐纪事》写作的挫败:

我不惧怕事实, 却需要逃避抽象, 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 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得无可奈何苦闷。于是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 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 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 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需求来说, 对战事描写, 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 (33)

在这段的检讨中, 沈从文并未将两部作品的中辍, 简单归咎于出版审查。“不是偶然事件”, 意味着困境内在于个人的文学机制之中, 在事实与抽象、情感的纵深与战争的实际之间, 他一时找不到有效的“综合”方式。

进一步说, 这种困境与沈从文40年代文学的两面性也不无关联。事实上, 当时的读者可以读到两个不同的沈从文:一个“讽世议政”, 关注湘西地方的前途及战时中国的社会重造, 另一个“看虹看云”, 向虚空里凝眸, 在“抽象的原则”中, 升华生命的激情。如何协调这两种写作冲动, 在内部整合“抽象”与“事实”, 不仅决定了个人文学前途的展开, 在沈从文的期待视野中, 这或许也是“新文学重造”是否可能的关键。在1943年3月所作的《读奔流散记书后》中, 着眼于40年代文学的新动向, 他列举了新闻记者陈赓雅、范长江、戚长城、萧乾以及骆宾基、黄碧野、刘白羽、田涛、姚雪垠等青年作者的创作成绩, 认为作家与记者这两个群体, 各有自己的限制, 新文学重造的前景, 同样来自一种综合, 一种内在于战时历史的主体实践:

至若综合景物与人事, 好好加以处理, 忠忠实实恰如其分的来从一个作品中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样的宏章巨制, 似乎就还待另外一种作家来努力, 方可望从作品中见出不可少的大和深……即必需“活”到这个历史每一章回每一页中, 才会有“写”出这种人类迎接命运向上庄严历史的可能!这种年青朋友在目前, 是从任何一个部队中都可发现的。 (34)

诚如有论者分析的, 在40年代中后期, 为了表现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复杂性、丰富性, 不同文体之间的杂糅与综合, 实际上已成为沈从文、冯至、卞之琳、废名、袁可嘉、汪曾祺等一批后期“京派”作者共同的追求 (35) 。但在这里, “综合”已不只是一个文体自身的问题, “怎么写”实际上就是“怎么活”, 即突破各自封闭的主体状态, 在“景物”与“人事”、新闻记述与小说虚构、“抽象”与“事实”之间, 创造一个新的、能动的位置, 文体的“综合”最终有赖于能否“‘活’到这个历史每一章回每一页中”。这是沈从文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者的希望, 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的期许、一个可以审视自身写作位置的角度。借用《芸庐纪事》第三章的标题“我动,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综合”而不能的困境, 除了个人性格、文学惯习的制约外, 还与“动”与“思”的主体位置、状态有关。

“动”、“静” (“思”) , 是沈从文40年代不时用到的一对概念, 在“动”与“静”的关系中, 写出自然与人事的生机、以及“变”与“常”的错综, 也是他偏爱的一种笔法 (36) 。“思”当然也是一种“静”, 一种游离外物、自我凝神的状态:“我确实需要‘静’, 用它来培养‘知’, 启发‘慧’。” (37) 40年代后期,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他又提出“思”与“信”的分别 (“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 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 或不容易扭转。” (38) ) , 来表达自己的困惑、疑惧。在沈从文的心目中, “思”仿佛是一个知识分子主体成立的必要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 “我动, 我存在;我思, 我明白一切”, 指向了某种向外界敞开又自我回收的主体状态:“大先生”在街上往来游走、打探消息, 又在“炉边”抚今寂然凝虑、驰骋思想, 达到某种想象性的自我舒畅、饱满。这恰恰是“动”与“思”的一种辨证, 其中多少也包含了沈从文的自我投射。1944年双十节所作《七色魔 (魇) 》题记中, 他对自己当时的生活与思想, 有这样的描述:

家住乡下, 茅屋三间, 破书一堆, 日常生活一半消耗于担水烧火磨刀挖土琐碎事务里, 一半即消耗到书桌边。生活虽俨如与世隔绝, 却有个特别机会, 接近好些人, 可以听到在朝在野对于国家明日表示的忧虑, 同时更容易明白目前正在进行蔓延中的腐烂与分解……在“人”之可能如何渺小, 与“事”之必然如何泛滥两种情形对照下, 自然更增加我一种痛苦感觉。

到我绝对单独时, 国家明日种种, 目前种种, 和近三十年种种, 便重新来到我的心上, 咬住我这颗衰弱的心。 (39)

乡间的茅屋、远离战火的书桌, 似乎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一种典型的战时工作与生存的场景, 对沈从文而言, 这个“游离”的位置绝非真的“与世隔绝”, 而是极其敏感地敞开向外界———“国家明日种种, 目前种种, 和近三十年种种, 便重新来到我的心上, 咬住我这颗衰弱的心”, 这与“大先生”在“炉边”的随想又何其相像。只有在一种“绝对单独”的时刻, 在一种游离的“静”与“思”的位置上, “我”才能消化、整合复杂多方的生命与历史经验, 这是沈从文相当内在的一种思考、感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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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 试图在主体内部以反思的方式克服分裂, 达成个我与历史、“动”与“思”的“综合”, 类似努力难免受限于自由知识分子浪漫的主体性幻觉。在沈从文这里, 一个直接表现就是, 缺少了在地的实践与参与, “思”与“动”的联系, 往往是依靠“听”“看”来建立的。沅陵小住的三个月, 虽然耳濡目染, 他对湘西“过去”、“当前”及历史机遇, 有了更多的体认, 但这些“地方性知识”多从与故乡父老子弟、地方军政首脑的交谈中获得。换言之, 沈从文是作为一个返乡过客、一个外界消息的传播者、地方故事的倾听者, 与战时湘西发生关系的。“芸庐”之中的对话场景, 与小说中老水手与来往客商聊天的场景, 或许并无根本的不同。昆明乡居时期, 据1944年所作《白魇》中的描述, 他与外界的联系, 也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一切书本”的阅读、“各方面通信”、“和另外环境背景中的熟人”或陌生朋友谈话、以及与“少数过往客人”接触。无论领会过去与未来的连接, 还是对“幽微曲折人性若有会于心”, 依托这些往来的书信、谈话, 沈从文的“思”与“动”总还是隔了一层 (40) 。

这样的“不免隔膜”,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笔法:每当书写湘西社会之“常”, 书写这块土地上过往的兴衰变迁、小儿女的微妙心态, 沈从文往往驾轻就熟, 文笔酣畅, 可一旦转向当下及未来的历史之“变”, 他似乎又不得不借助闲谈、议论、大段独白, 历史中“人事”无法有效整合于情感的纵深之中。相对而言, 他在40年代中后期写作的《雪晴》系列, 将鲜明逼人的“风景”描写、湘西社会内部暴力的分析, 个人意识觉醒的回溯, 衔接、组织于一个家族仇杀的故事中, 似乎较好地达成了“综合”的意图, 虽然这部作品同样没有完成 (41) 。从这个角度看, 《芸庐纪事》的文体“内爆”, 就不单纯是表面的文体冲突 (“议论”无法有机融入“叙事”) , 也源于经验与观念、情感与事实之间过于直接的衔接。在炉边, “大先生”浮想联翩, 为30年来国家社会的种种, 激动不已、昂扬不已, 不由陷入一种过度澎湃的独白中。这个原本生动、谐趣的人物, 也就不免架空于观念了。

平心而论, 4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实践和社会思考, 的确把握到战时地方变动、社会组织的一些基本脉络, 通过“经典的重造”“社会的重造”“国家的重造”等命题的阐发, 也提出一整套文化建国、专家治国的自由主义理念, 但像张兆和所批评的:“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 想得细, 但不周密, 见到别人之短, 却看不到一己之病, 说得多, 做得少, 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 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 都觉不妥之处太多。” (42) 沈从文“知人论世”的特点或缺点, 身边的人看得清楚。他的时代认知不乏敏感、深细与合理之处, 但也可能受制于自身社会位置上形成的感受结构, “见到别人之短, 却看不到一己之病”。因而, 一旦形成判断, 便反复申张、高调表态, 能在自我认知之中达成系统的自洽, 却不具备一种突破固化感受结构、与历史对话的能力。比如, 由于将“政治”笼统归为“权力”、一种能与知识结合的“政术”、“一个压迫异己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 (43) , 沈从文就无从理解“政治”在20世纪中国的多层次内涵, 更没有耐心去体知“革命”对中国社会基础的全面改造, 不免隔膜于变动不居的现实, 不能真的把握“大处”的曲折与实际走向。

具体到“重写湘西”的系列, 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连接中, 他的写作确实起到了团结与沟通的作用, 也指出了地方社会的积弊, 但强调内外合作、合理施政、发挥地方精英和专家的作用, 还是落回了现代政治的“合理化”思路, 没有触及真正需要变革的乡村社会之根本。至于将同乡“文武大佬”“优秀分子”看作是湘西变革的主体, 面对沅水两岸艰辛茹苦的乡民, 只发出“人民如此可用”一类的感慨, 则显然与特定的阶级立场相关了。在这个意义上, “大先生”之“炉边随想”之封闭性、独白性, 同样存在于沈从文40年代的时代认知、社会认知中。“综合而不能”的困境, 除不同文体风格之间的冲突, 主体位置的游离与社会认识能力的局限, 或许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而后面的这两方面, 又是互为表里的。



当然, 对文学者之“动”与“思”的限度, 沈从文并非没有自觉, 他40年代的文学阅读、思考, 其实一直伴随了贴近土地与人民、进入历史现场的愿望。正像《读奔流散记书后》一文所表露的, 40年代的沈从文非常重视一些年轻作者 (李霖灿、邢楚均) 深入云南、绥远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志考察的工作, 对于范长江、萧乾、徐盈等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也很有兴趣, 认为一个兼具记者身份的作家, “因为为生活接触面范围比较宽广, 且更紧贴土地人民, 一支笔又因习惯不必过于受词藻格式困缚”, 只要肯从这方面用笔, 成就会比职业作家更大 (44) 。1949年前后, 为了摆脱个人政治上、精神上的危机, 迎向一个“信”的时代, 他也曾主动调整身心, 自言要“沉默归队”, 检讨自己过往的写作方式, 诸如“由于主观无知而来的对工作的深深自恃心, 相纠相混, 于是形成一种对世事旁观轻忽态度”“事实全人民的抗日斗争起来时, 我的笔, 由于和社会隔绝, 停顿了” (45) 。表面看, “隔绝”存在于他在云南“看云看虹”、追求生命之抽象的阶段,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支“笔”努力介入时代、“讽世议政”的过程中, “隔绝”其实同样会发生。因为, “‘活’到历史的每一章回每一页”, 不单是一个文学者姿态的问题, 也不是依靠自我心智内部的综合可以解决, 那个“动”与“思”的主体位置、感知结构与认识能力, 都需要在“常”与“变”的历史中被重新打造。

简言之, 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波澜状况又关合奇巧”的巨变, 强烈冲击了, 也重构了一代作家的感受和认知结构。在国家重造、新文学重造的背景下, 沈从文“重写湘西”过程中文体“综合”的努力, 不完全出于形式实验的冲动, 更多体现了要深入“历史每一章回每一页中”的意志和热忱。当然, 对于一个“对生产斗争知识不多的知识分子” (46) 来说, 在缺乏实践性参与以及自身感受结构改造的状况下, 单纯依靠“思”之扩张与凝聚, 在主体内部克服个我与历史的矛盾, 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也是1949年前后许多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挑战。50年代初, 沈从文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 也相当真诚地希望这次川南之行能带来“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 (47) , 改变自己游离的“个”的状态, 真正加入到“群”中, 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当中。虽然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 “参加土改”难免变成了“参观土改” (48) , 沈从文对乡村世界的变革毕竟有了近距离的感知, 他萌生了新的文学冲动, 也再一次遭遇“风景”与“人事”取舍、调和问题。在给家人书信中, 他谈到“有情”与“事功”的区分与综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的, 表达了在“土改”运动中重塑自我、摸索新文学方式的兴奋与困惑 (49) 某种意义上, 所谓“有情”与“事功”之说, 也是其自身脉络中原有“问题结构”不断延宕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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