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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古文辞禁” 论(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8-31 18:39:51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scipaper.net):
 
摘    要:
清代出现众多禁止各种语体、文体等侵犯古文领地的禁忌, 以方苞、李绂之论影响最巨。“古文辞禁”渗透着儒家尚用观、文质观, 是为尊古文之体, 而排斥南宋以来背离道统、文统的种种文学主张及创作倾向, 亦可谓清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提倡者为翰苑中人, 针对明代文柄下移造成的种种“弊端”, 提倡通经学古及雅驯文风, 以期形成“文归馆阁”的文坛态势。每当思想活跃之际, 为维护道统, 禁忌范围就进一步扩张。尽管如此, 清人的努力终究未能挽救古文及其所载之道的命运。

关键词:
“古文辞禁”; 尊体; 唐宋文统; 文归馆阁;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沈德潜年谱长编” (16BZW086) 的相关成果;

Discussion on Prohibitory Rules of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in Qing Dynasty
Pan Wuzheng

清代文学理论中, 文体禁忌大量出现, 尤其是正统文体。但相较而言诗禁不太突出, 赋禁较多, 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古文禁忌。起初多是针对其他语体、文体入侵古文领地, 为人熟知的方苞古文七“不可”、李绂《古文辞禁八条》所论最为集中, 影响最大;后来扩张到各方面, 几乎无所不包。为论述方便, 本文姑取李绂之说, 名为“古文辞禁”。论述的范围, 以禁止语体、文体入侵古文为主, 兼及其他各方面。

清代以前古文禁忌甚少, 讨论较多的是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 (1) 。“古文辞禁”与文体互参有一定联系, 即品位较高的文体拒绝其他文体渗入;但二者又有不同, 辞禁除排斥其他文体外, 尚包括语体、技法等方面, 范围更为广泛。载道的古文包含的文化意蕴极为丰富, 清代古文禁忌的涌现, 预示着文化形态某些方面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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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文辞禁”的理论依据及文化渊源

“古文辞禁”的独特之处在于, 内容上, 与儒家思想关联;形式上, 采用“禁”“忌”“不可”等权威性的言说方式。

载道的古文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 古文理论亦贯彻着儒家文学精神。以方苞、李绂之论为代表的古文禁忌, 究其渊源, 当属对儒家传统文论的遵从。综括来说, 方、李一方面反对过于文的语体掺入古文, 另一方面又反对过于不文即俗的语体入侵。方苞认为小说体、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及佛氏语不可入古文 (2) ;李氏“八禁”排斥的语体是儒先语录语、佛老唾余、训诂讲章、时文评语、四六骈语、颂扬套语、传奇小说、市井鄙言。其中过于文者包括藻丽俳语、汉赋字法、诗歌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等;过于不文即俗者包括语录语、传奇小说语及市井鄙言等。训诂讲章乃“三家村中蒙师俗子, 经字未能全识, 皆欲哆然说书”之语, 时文评语乃“信手填缀, 陈言满纸”之语, 颂扬套语乃“世俗应酬文字……盖乞儿口语”, 为求取名利的世俗之体, 故亦属于不文之列。至于“佛老唾余”, 李绂解释云:“《内典》《道藏》本自晋、唐以来浮薄文人窃取庄列荒唐之言, 妆点文饰以为书, 其言类为杳渺不可解之说以为高深。”借用其中语汇, 病在“以艰深文其浅陋” (3) , 文饰之过;不过方苞却云佛氏语同讲学口语入古文违反“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 (4) 的原则, 则其病在俗。方、李均反对古文语体过于文或俗, 秉持的正是儒家传统文论的标准。

孔门文学观最要者有二:一是尚文, 一是尚用。然在尚文同时, 又有所节制。儒家虽讲究礼的繁文缛节, 且孔子固然有“情欲信, 辞欲巧” (《礼记·表记》)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之类言论, 不过出于尚用的目的, 有时甚至反对辞巧言文, 所谓“巧言令色, 鲜矣仁” (《论语·学而》) 即是。故于言辞方面, 提倡“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 。所以孔门论文, 既有尚文的倾向, 但出于尚用的目的, 也不允许过度趋于文或质。这一文学精神, 最适合载道的古文之体。

六朝时期文质中和的理论随着儒家在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滑落而遭忽视, 唐代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与政权的联系较六朝世家大族远为紧密, 迫切要求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古文这一重实用的文体被韩柳等人发掘运用, 必然对重文而无实的六朝文风大力批判, 在“文以明道”尚用文学观主导下, 华美文风遭到严厉的抨击。方、李文禁中对过于文的语体之限制, 无疑就是承续此种传统而来。况且, 过于重文的倾向并未随唐宋古文运动的兴盛而消失, 明末清初文坛状况也需对此种倾向加以改变, 方、李之论有现实针对性。

如果说唐代以前文坛的弊端在于过度重文的话, 那么唐以后则表现在过于重俗。中唐以降, 兴起壮大的市民阶层有着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 与之相应通俗文学蓬勃发展, 促成文风嬗变。这也对士大夫阶层意识形态及惯用文体产生冲击、渗透, 必然遭到抵制。于是在反对过于文华的同时, 古文理论中又增入排斥俗语、俗体等过于不文的风气。而寻找理论依据时, 同样追溯至孔门, 曾子“出辞气斯远鄙倍” (《论语·泰伯》) 一语被赋予新的意味。按郑玄的解释, “鄙倍”乃他人“恶戾之言”;然至清代, 此语成为反对古文语体俚俗的理论依据, 李绂就本此立论, 他说:“有明嘉靖以来, 古文中绝, 非独体要失也, 其辞亦已弊矣。曾子谓出辞气斯远鄙倍, 文则辞气之精者也, 鄙且倍其可乎!”正是基于这一观点, 提出“八禁”。晚清方宗诚进一步发挥云:“鄙对雅而言, 倍对驯而言。说理论事言情, 稍涉于粗陋伧俗浅近肤泛, 皆鄙也;稍涉于支离偏辟浮伪淫遁, 皆倍也。” (5) 鄙倍已与作品的内容及形式相关, 显见“古文辞禁”乃是立足于儒家传统思想。

形式上, 清代“古文辞禁”命名以“戒”“禁”“禁约”“忌”“不可”等语为主, 这与法律条文及宗教戒条等相关。法律条文常以禁约的形式规范大众行为, 所以古代律条多用“禁”“禁约”等语, 《唐大诏令集》就有《禁约》两卷。曾国藩明确说他制定古文禁忌是“私立禁约” (6) , 就是借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推行古文文体规范。宗教戒条对僧众亦有约束作用, 晚清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开篇即云:“学散文先知所忌。”并以佛道乃至耶稣教的宗教戒律释古文禁忌, “援宗教法以喻文” (7) 的意图极为明显。法律的强制性与宗教的戒律性使得“古文辞禁”本身具有权威性。

然方、李“古文辞禁”的提出, 更与明清时期理学的统治地位及建设礼治社会的思潮密切相关。随着在权力与体制中的统治地位加强, 理学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时, “天理”之类的绝对真理就会以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 “化为一种严厉的制度和训诫的规则” (8) , 这鲜明地体现在乡约之中。明清时期, 各地乡约成为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改善风俗、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德治教化方案, 其内容亦多训诫之辞, 如《古灵陈氏教词》, 在强调“为吾民者”该做哪些事情之后, 接着就是一系列禁止之事:“无堕农业, 无作盗贼, 无学赌博, 无好争讼, 无以恶凌善, 无以富吞贫。” (9) 方苞有感于家族分崩离析, 而“粗立祠禁”“违者挞之”, 且“禁不得入祠” (10) , 其所倡立的古文禁忌, 正与家族祠禁相类。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 建设礼治社会成为士人及统治者共同的追求。清初士人反思明朝衰亡之因, 将之归于阳明后学“放弃规矩, 而师心自用”, 导致“学术坏而风俗气运随之” (11) 。由此“礼”被着力提倡, “标举为思想及社会的核心价值” (12) 。清代统治者也认识到礼治建设的重要性, 康熙、雍正对《礼记》《周礼》的关注, 乾隆开“三礼馆”纂修礼书, 属一以贯之的举措。其时出现诸多以“约”“戒”为名的宣传礼治小册子, 如刘宗周《证人社约》、恽日初《续证人社约诫》、刘德新《余庆堂十二戒》等。方苞、李绂曾任“三礼馆”副总裁, 易以礼制形式规范古文写作。

方苞与李绂为利用古文宣扬儒家之道, 规整此种文体时, 借鉴宗法乡约与礼治建设的手段而提出种种禁忌, 意图以权威的表述方式引导古文重返正轨。这不仅体现尊古文之体的用意, 还蕴含着清代馆阁中人利用文坛宗匠的地位, 整顿古文所载之道, 主导古文发展方向的宏愿。

二“古文辞禁”与尊体思潮

“古文辞禁”是在明清辨体思潮的背景中提出的, 意在排斥其他文体、语体的干扰, 尊崇古文之体。“古文辞禁”的提倡者最早大概要数元人刘祁, 其出发点是“文章各有体”, 也即辨体思想, 他认为古文 (散文) “不宜蹈袭前人成语”, “不宜用诗家语”, “不宜犯律赋语” (13) , 虽则仍属于反对文体互参之见, 但涉及最多的是古文, 故而亦属文禁之列。宋代以降, 文章破体已经成为趋势, 与此同时辨体意识逐步兴盛。明代辨体观念盛行, 在此氛围中, 明人对古文文体的庞杂亦有所警觉, 艾南英明确提出“道学语录入之古文序记传志中则不可, 入之上执政等大书则不可”, “为古文辞而不得杂取《世说》、谐谈以自累” (14) , 已开清代“古文辞禁”的先声。然元明时期, 此仅为个别作家的主张, 排斥的语体亦不多。

清代“古文辞禁”的提出, 也是辨体以尊体的思潮使然。袁枚回顾文学史发现, “数十年来, 传诗者多, 传文者少, 传散行文者尤少”;且再往前延伸, 则自北宋以来, 古文“遂至希微而寥寂焉”。究其原因, 在于“此体最严”, 所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 俱不可以相侵” (15) , 此已透露“古文辞禁”与尊体之间的关系。而曾国藩说得更为明确, 他之所以“私立 (古文) 禁约”, 就在于“以为有必不可犯者, 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尊”。倡“古文辞禁”以尊体, 正可见出时人眼中此体地位的滑落, 尊体以挽救其命运为必由之路。

古文之体大坏, 是清初人反思前代及当下古文发展状况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受。黄宗羲云:“唐宋之文, 自晦而明;明代之文, 自明而晦。” (16) 朱彝尊亦感慨“古文之学, 不讲久矣” (17) 。二人所言还是总体的印象, 时人亦有从体制上审视该体, 指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文体舛杂, 也即其他文体、语体入侵古文。邵长蘅云:“数十年来, 传变益岀, 有俳优之文, 有应酬之文, 其黠者往往剽猎二氏。” (18) 此是二氏语等掺入古文;戴名世分析“文章之衰久矣”的原因时总结出两点:“有学古而失之者, 亦有背古而驰焉者”, 前者“徒从事于格调字句之间, 一跬步不敢或失”;后者“排偶骈丽之盛行, 其节促以乱, 其音淫以靡, 学者相沿而不知怪, 遂俨然以此为古文之体” (19) , 前者为模拟之风, 后者为骈俪之习。既然“文体之败一至于此” (20) , 因此有必要加以整顿。方苞七“不可”、李绂“八禁”就是有感于此而提出。

之所以禁止这些文体、语体, 出于古文家眼中此体的特性。吴梅村《古文汇钞序》指出古文含义的两次变化, 第一次是相对于“魏、晋、六朝工于四六骈偶”而言, 为抑制此风, 而追溯先秦盛汉之文, 于是“自名其文之学于古”者, 此意承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而来。第二次是南宋以后至明清“与时文对待而言” (21) , 此层含义在清初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清人严格区分时文与古文界限, 因为二者在品位上有天壤之别。魏禧云:“欲知君子, 远于小人而已矣;欲知古文, 远于时文而已矣。” (22) 古文承担延续古道的重任, 使命神圣;时文则为博取世俗功名的手段, 目的庸俗。因追求不同, 故取法途径有异。古文非借径五经、《左传》《史记》诸书则不可, 时文仅猎取《四书》《性理大全》即可。一般认为士人精力倾注于时文而致古文衰落, 黄宗羲则认为不以古人学古文之功夫学时文, 却以今人作时文之根柢作古文, “古文与时文分途而后亡” (23) 。二者表述相异, 批判的症结则一致。

然明代即出现“以时文为古文”现象, 清代延续此风。李绂反思当代古文之所以“尚未能沛然复古”, 即在于“八股文累之也” (24) 。既然时文有妨古文, 则必与之划清界限。欲尊古文之道, 剔除时文影响一度成为清人共识, 所谓“古文者, 别今文而言之也。划今之界不严, 则学古之词不类” (25) 。所以古文之体除禁骈文外, 亦禁时文, 及与之相关的语体、习气。正因如此, 李绂“八禁”就有四六骈语、训诂讲章、时文评语等。这也成为清代“古文辞禁”的重要内容, 朱珪“古文十弊”其九为“袭时文调”, 吴德旋“古文五忌”就有“忌时文” (26) , 王葆心列古文第十四忌亦为“科举习气”。欲尊古文, 时文之体必在禁忌之列。

然从另一方面来说, 清代“古文辞禁”受时文尊体思潮的影响。明清时期, 时文亦出现尊体现象。明中后期, 时文中已掺入骈体、小说体、语录语等 (27) , 于慎行对此极为反感, 指出士子因厌弃六经之训, 而从佛经、小说等中“拾残掇剩”, 导致“文体日坏” (28) 。有鉴于此, 其时重臣沈鲤、冯琦等上疏请正文体, 万历皇帝责成礼部严办, 礼部拟将字句“仍前诡异, 杂用佛老百家, 违悖注疏者”, “开送内阁覆阅”, 并建议“将提学官照例参治, 本生定行黜退” (29) 。措施不可谓不严, 但后效并不理想。清代初年, 此风仍旧盛行。魏象枢《重经学端士习正文体议》云:“文体之正不正, 关士习风尚, 根本经学, 相因而成。经不明而有子史, 有佛老, 有语录, 有稗官杂说。”痛心各体对时文的侵袭造成“文体之坏”的局面 (30) 。康熙曾询问时下制义文体状况, 大臣对曰:“实多浮靡之辞, 熟烂之调。” (31) 这些习气, 使代圣贤立言的文体变得卑俗, 于是为尊其道, 清廷亦屡下厘正文体之诏。雍正十年, 鉴于“士子逞其才气词华, 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 便“晓谕考官, 所拔之文, 务令清真雅正, 理法兼备……支蔓浮夸之言, 所当屏去” (32) 。次年正月, 雍正再次颁发上谕预防时文“但以华靡相尚, 则连篇累牍, 皆属浮词” (33) 的现象发生。乾隆即位伊始, 即着意厘正文体, 要求士子“勿尚浮靡, 勿取姿媚” (34) 。三年, 类似的诏书再次颁布。最高统治者于此反复垂戒, 说明此种文体出现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清代“古文辞禁”的主要倡导者方苞、李绂均参加了这一正文体的活动。乾隆元年, 方苞奉诏编纂《钦定四书文》, “俾主司、群士, 永为法程” (35) 。为此他筛选众多明清制义, 排除伪体, 标示正格。他还兼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职责之一就是制艺之文的教学。李绂翰林出身, 历任乡会试考官。二人经历多与制艺之文相关。在正文体的背景下, 必定考虑时文的禁忌。而以此看待古文, 则发现时文的诸多弊病同样弥漫在古文中, 此体亟需厘正。正如章学诚所云, “清真”为“古文之要”, 而辞若不洁, 则文难清真。辞之所以不洁, 就在于文体界限不明, 因此仿效时文尊体之法势在必行, “故《诗》语不可以入《书》, 《易》言不可以附《礼》, 虽以圣人之言, 措非其所, 即不洁矣, 辞不洁则气不清矣” (36) 。由此可见, 遵守清真雅正之训, 必然严守古文之体的规范。

清人为尊古文之体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 极力划清古文与时文之间的界限, 别今以尊古;另一方面, 亦借用时文尊体的方式, 融今而贵古。总之, 为挽救体制大坏的古文, 尊体是首要的策略, “古文辞禁”即为尊体而设。

三“古文辞禁”与唐宋文统的重构

探寻导致古文之体不尊的原因, 还得从古文之体特性说起。

自韩、柳倡导古文之后, 就确立“文以载 (明) 道”的传统。“文以载道”有两个核心, 一是道的规定性, 一是文与道的关系。就前者而言, 古文所载之“道”, 乃古圣相沿之道, 尽管如韩愈“亦有盭孔、孟之旨” (37) , 苏轼之道“其性质盖通于艺, 故较之道学家之所谓道, 实更为通脱透达而微妙” (38) , 然总体上仍执守儒家之见。就后者而言, 古文家认为, 道支配着文的风貌。曾国藩阐述韩愈《读荀》“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与扬, 大醇而小疵”之言云:“其文之醇驳, 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 文尤醇焉, 孟轲是也;次多者, 醇次焉;见少者, 文驳焉;尤少者, 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 次第等差, 略可指数。” (39) 道决定着文的风貌, 载道之文必定醇雅。“道”的偏离则会失去对“文”的约束力, 于是呈现出“俶诡幻怪, 巵词蔓衍”及连篇累牍的“月露风云” (40) 之貌, 这可称为“道丧文弊”。同时, 文的过度修饰或趋于俚俗, 亦会蒙蔽或叛离道, 所谓“巧言令色, 鲜矣仁”, 施闰章亦云:“文者, 道之见于言者也……近世淫靡于文, 浸剌谬乎道德。” (41) 这可称为“文弊道丧”。所以, 亦可由外在的文窥探内在的道之状况, 此即方东树所云“词体之美恶, 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 (42) 。就此来看方、李提出的“古文辞禁”, 虽重在外在的文体、语体, 其实是关合深层的“道”。从禁忌的内容可以看出南宋以来古文发展的状况。

首先, 佛道思想的盛行导致俚俗之语入侵古文之体。韩愈面对中唐佞佛的社会局面而倡导古文, 以期振兴儒学, 古文所载之道自此与佛道二教格格不入。然自宋以降, 援佛道入儒成为潮流, 明季“士大夫耽二氏者, 十之九也” (43) , 这势必对儒家思想形成冲击, 以致出现“道学侈称卓老, 务讲禅宗” (44) 的风气, 崇信程朱理学者“无复几人” (45) 。就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时文, 亦渗入佛道思想, 部分士大夫为“六家九流与佛之说窜入于六经孔氏之中” (46) 而忧心忡忡。二教得势一是引起语录体的流行, 自南宋以来, 此种语体又侵入古文领域, 《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多有訾议, 亦可见风气之盛。二是以二氏语为古文。李绂云:“明季文弊, 好用二氏书, 至国初钱牧斋而极。”钱谦益文多用佛经中语, 如出自佛典的“乳药”之喻就被反复运用 (47) 。方苞对此极为痛恨, 在《答程夔州书》中咒骂为“如涕唾之令人嗀矣”。正统士大夫难以容忍此种习气, 列之为禁体, 通过改变文风, 纯化儒家思想, 排佛道而尊儒。

其次, 王学左派思想对古文的入侵。此派思想的盛行, 促使俗文学地位攀升。公安三袁宣扬的“独抒性灵”, 主旨上偏于私生活情趣;表达上主张“宁今宁俗, 不肯拾人一字” (48) , “戏谑嘲笑, 间杂俚语” (49) , 都与俗文学相关。以俚语俗语入文成为常态, 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云:“少年工谐谑, 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 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 马迁失组练。” (50) 正因如此, “小说俚言阑入文字, 晚明最多” (51) 。李绂之“禁用传奇小说”, 就是针对“明嘉隆以后, 轻隽小生自诩为才人者, 皆小说家”而发。及于清初, 并由用小说中语发展为以小说笔法为古文。小说乃小道, 是市民阶层世俗生活情调体现, 与载道的古文体不相侔, 因此被古文家悬为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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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七子派重文而轻道亦背离古文传统。七子谓“古文之法亡于韩” (52) , 遂“凭陵韩、欧” (53) , 与唐宋文统决裂。他们重文而弃道, 津津于“视古修辞, 宁失诸理” (54) , “置经术弗问, 而取秦汉诸子之文, 句比字栉, 以相色泽, 曰是可超唐宋之乘” (55) , 提倡复古而走上模拟之习。顾炎武反思明代古文的流弊, 认为七子派开启不良风气:“近代文章之病, 全在摹仿。” (56) 方苞对此派极为反感, 他教人作文从唐宋入, 反对借途七子, 认为始学古文“求古求典”, 必流为“伪体” (57) , 其禁止“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 即是针对模拟习气而言。自方苞之后, 禁止模拟成了文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袁枚所记朱珪“古文十弊”之四就是“优孟衣冠, 摩秦仿汉” (58) , 曾国藩更是将“剽窃前言, 句摹字拟”作为“戒律之首”。严禁模拟, 就在于其重文轻道之举背离唐宋以来古文传统。

上述三种倾向, 对古文的“道统”与“文统”都构成了威胁。明遗民思想家与清初统治者反思明代灭亡原因时, 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前朝思想界, 尤其是空谈误国的王学末流。顾炎武“目击世趋, 方知治乱之关, 必在人心风俗”, 由此, “转移人心, 整顿风俗, 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 (59) , 并由整顿风俗而提倡经学。清代统治者亦确立理学治国的理念, 康熙六年, 理学家熊赐履奏称明代士子“或泛滥于百家, 沉沦于二氏”, 建议“考诸六经之文, 监于历代之迹, 实体诸身心, 以为敷政出治之本” (60) , 主张以理学治国, 康熙帝予以采纳, 从而独尊程朱理学。

意识形态领域要求变革的呼声, 必然在古文创作与理论中有所体现。对明文的批判, 胜国遗老与新朝官宦极为一致。顾炎武阐扬“文须有益于天下”, 反感“怪力乱神之事, 无稽之言, 剿袭之说, 谀佞之文” (61) ;四库馆臣回顾明代古文流变, 特别指出七子与公安两派造成的弊端:“古文一脉, 自明代肤滥于七子, 纤佻于三袁, 至启、祯而极敝。” (62) 可见明文与唐宋古文传统相悖, 视为文统中绝亦不为过。对此, 清初人再次集体喊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口号, 以期重振古文。清人一方面将道与理学家的理相联系, 将古文视为“内有以关乎身心意知之微, 而外有以备乎天下国家之用” (63) , 融体、用为一;另一方面, 因明文背离六经传统, 清人倡扬“通经学古”。方苞强调古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 (64) , 因为文若宗经, 便能醇雅, 西汉“董仲舒、刘向经术最纯, 故其文最尔雅”;南宋之文, 朱熹“以穷理尽性之学出之, 故其文在诸家中最醇” (65) 。文以明道与清初文章经世之意志密切联系, 庙堂与山林在此取得共识。

至此, 古文家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方、李鉴于前代古文的弊端而提出辞禁, 也是本着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韩愈针对当时骈文陈陈相因的风气, 提出“唯陈言之务去”;欧阳修则有意识地打击其时泛滥的太学体险怪文风。他们的努力, 造就了文学史上声势浩大的唐宋古文运动。此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为核心, 然发端又是从语体入手。清代“古文辞禁”, 特别是方、李提出的禁忌, 主要也是以语体为对象, 意在对意识形态领域变革的回应, 实际也是一场“古文运动”。方苞奉行“学行继程朱之后, 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立身祈向, 前者等同于道统, 后者等同于文统, 二者的合一, 与唐宋古文运动精神一致;李绂提出辞禁, 则是“庶乎韩子去陈言之意”, 亦以韩愈主张为旨归。辞禁正是本着“古文不振, 古人之道不行” (66) 的逻辑, 虽仅从“辞”即语体的层面对文加以规范, 实则是在清初思想定于一尊, 重回儒家传统之际, 要求古文适应此种变革的举措。

方、李之后, 每当思想界偏离儒家正统, 古文禁忌就随之增加。乾嘉考据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宋学的反动, 不仅与程朱立异, 且以考证入文。固守古文特性的袁枚亦反对考据入文, 他总结古文被三者所误, 其中就有“本朝之考据” (67) ;馆阁要员朱珪评其古文无时下十弊, 袁枚另增三弊, 即“误以注疏为古文, 一弊也;驰骋杂乱, 自夸气力, 甘作粗才, 二弊也……写《说文》篆隶, 教人难识, 字古而文不古, 又一弊也。”这是对朱珪、朱筠兄弟及当时考据家为文风气的发难, 故朱珪“知有所指, 不觉大笑” (68) 。因此袁枚提出的古文禁忌中就有“注疏考据语”一项。禁止考据入文, 正关合着思想界的汉宋之争。

晚清西学东渐引发思想变革, 语体、文体也获得解放, 古文又一次面临挑战。梁启超自称其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对于这种做法, “老辈则痛恨, 诋为野狐” (69) 。吴汝纶就将此视为“化雅以入于俗”, 并预言这不仅是文体的衰败, 更危及到固有的文化传统, 是“废弃中学之渐” (70) 。严复为追求译文雅驯, 遇到“不可阑入之字”, 苦恼于“改窜则失真, 因仍则伤洁”时, 吴氏告诫他说:“与其伤洁, 毋宁失真。” (71) 捍卫古文传统可谓坚定。于是, 西学词汇及相关内容也成为“古文辞禁”的对象, 王葆心所列第十二忌“摭采新译字句”, 及第十三忌“以东文省写标识诸法羼入纯粹之国文”, 林纾《春觉斋论文·忌糅杂》“自东瀛流播之新名词”等即是。古文禁忌不断扩充着内容, 古文家提防“异端”思想危害古文所载之道的忧危用心于此可见。

四“古文辞禁”与清代的“文归馆阁”

从身份上看, 清代“古文辞禁”的提出者主要以翰苑词臣为主。据沈廷芳所记, 方苞教诲他古文禁忌正是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任上;李绂提出辞禁的乾隆三年前后任詹事府詹事, 亦为翰林院性质官职。另如朱珪、曾国藩等均为翰林出身。有些人虽非词臣, 或当时已离开词垣, 但其论均与馆阁有联系。据袁枚所言, “古文十弊”乃是他记载朱珪对其文的评价, 虽章学诚认为是袁氏伪造, 但也承认其依据为李绂之论 (72)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提出古文之体忌小说、语录、诗话、时文、尺牍, 亦源自方苞, 观其又云:“诗赋字虽不可有, 但当分别言之, 如汉赋字句, 何尝不可用”, 显然是针对方氏之论而作的修正。王葆心古文十四忌乃是“撮荟都凡”而成, 其他如林纾、唐恩溥、唐文治的观点亦多受前人启发。清代“古文辞禁”由词垣中人提出, 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词垣中人着意于古文禁忌, 意在将自明代下移的文学权力重新收回于馆阁。

明代古文种种“弊端”, 与文柄下移相关。古文所载之道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为支撑, 经金元明士大夫的努力, 唐宋古文家所憧憬的政治文化理想获得体制的支持, 古文辞成为官方掌控的文坛话语权力。明代在制度上保证古文辞成为馆阁垄断的文体, 永乐初年于新进士中“简其文学之尤者为翰林庶吉士”, 并“日给笔札膳羞”, 以利其全身心“学古文辞”, 希冀他们“以其文章羽翼六经, 鸣于当时, 垂诸后世” (73) , 为翰林院与内阁储养人才。因馆阁政治权重的增长, 要求他们具有德行、经术、政事及文章等多方面的人格修养与出色才能 (74) 。明代台阁体即是此种制度的文学显现, 在“文者载道之器”的理论主导下, 其文呈现出“和平雅正”“平易正大” (75) 的盛世之风, 语言风格以雍容典雅为归。台阁体在明代前期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 正彰显出“权归台阁”的文化态势 (76) 。其后台阁文风遭严厉批判, 文坛话语权下移到郎署、地方, 最后又落到山人身上, 台阁派所代表的唐宋文统亦随之瓦解。

首先, 前七子以新进士任职各部主事, 摆脱台阁体的束缚, 并对其所代表的高度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提出挑战, 他们倡导古学, 相与訾謷馆阁之体, 于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77) 。文化权力的下移, 文风亦随之改变, 由于割裂文与道, 专事于文的追求, 以模拟秦汉为归, 故其文喜“钩章棘句” (78) , 一反台阁体平易正大之风。其次, 公安派中虽袁宗道曾为馆阁中人, 不过影响最大的袁宏道亦仅为知县、主事一类官职。他们追求惬意闲适之趣, 文化品味与庙堂远而与市井近;因之渴望打破文对道的依附, 追求文体的自由。清人指责公安派与后续者竟陵派之文“体尤纤僻, 有乖闳雅沉博绝丽之作, 盖无所有驯” (79) , 就在于其文风俚俗、轻佻。再次, 至于晚明, 山人成为文化权力的掌控者, 他们“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 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 或转不及” (80) , 从而形成“角巾尊于冠冕” (81) 的局面。山林文学的代表小品文更是卸下“文以载道”的重负, “从对单词只句入手来抵消传统古文的压制” (82) , 成为古文的反动。小品文在语言表现、文体规范上无拘无束, 方、李所反感的各种“不良习气”, 在此中都能找到 (83) 。正是文柄下移, 儒家之道遭遗弃, 文与道的“理想”关系失衡, 文的表达亦突破规范, 变得几乎无体不可以入。

清初文坛尚延续晚明文风, 而时人普遍认为晚明文风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因此亟需清理文坛不良风气以匹配盛世气象。汪琬《文戒示门人》云:“昌明博大, 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 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 乱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时, 而后生为文, 往往昧于辞义, 叛于经旨, 专以新奇可喜, 嚣然自命作者。”称此种“新奇可喜”风气为“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 (84) , 提倡昌明博大的盛世气象。惩于前代教训, 清廷有意识地采取多种措施将文柄收归馆阁。首先, 大量拔擢能诗善文之士进入翰苑, 词垣成了真正的“人才渊薮”, 文柄自草野统归馆阁。其次, 词臣发挥文坛导向作用。馆阁之臣自宋以来就有“学者宗师”美誉 (85) , 纪昀也意识到“名场之声气, 尤多视翰林之导引” (86) 。清廷不仅通过确立典范的人与文, 且利用词臣担任学政、考官的便利条件, 引领文坛风气, 翰林院又成为“文章渊薮”, 牢牢控制着文柄。

在此情势下, 载道的古文再次获得制度支持。清代承前明之旧, 非翰林不入内阁, 大学士多由词垣出身者充任, 故在庶吉士的教习中, 亦注重道德、经术、政事及文章多位一体的综合素质培养, 古文被纳入庶吉士教学中。徐乾学为庶吉士制定《教习堂条约》, 强调“文以理为主”, 正是清初理学统治地位的体现。对古文进行“别裁伪体”时, 推崇宋濂、王炜及唐宋派为韩柳古文统序的“正宗”, 而斥七子派、公安派等为“旁门邪径” (87) , 推崇馆阁文风, 绍述唐宋文统之意甚明。

清代词臣为改变前明鄙陋的文风, 大力提倡雅驯之文。明代之文, 清人以一字尽之, 即俗。俗有语俗, 有意俗, 邱嘉穗云:“禅经、坊曲、语录、邸抄皆窜入文字中, 是词不雅也。高者宗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卑者袭策士纵横捭阖之论, 是意不雅也。” (88) 不雅即是俗。救俗之方即倡雅。潘耒指出对于前代“夸多斗靡, 争新尚异”的文风, 清初“纂言君子”则“思救之以雅驯之文” (89) 。方、李辞禁之论, 用意亦在于此。李绂辞禁, 直斥“鄙倍”;方苞鉴于古文“无一雅洁者”而提出七“不可”, 并明言本于“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此种文风适合地位较高的“荐绅先生”欣赏品味, 馆阁的清华身份, 以及拟制诏诰等职任, 均要求文风的雅驯, 所以清代庶吉士为文“务须典雅醇正, 勿为险怪纤巧” (90) 。而雅俗之辨,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 实关乎文与道的离合, 正如邵长蘅所云:“文之用在上, 则文与道合, 而其文极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 则文与道佹离佹合, 而其文亦多驳而少醇。” (91) 馆阁因其地位, 实现文道合一, 其文呈现出典雅和平的气象。“古文辞禁”就是以反对“憔悴枯槁”的山林之文, 而彰显“温润丰缛”的台阁之文的用意。尽管文学史对明初台阁体评价甚低, 但清代馆阁中人却极为推崇, 如四库馆臣评杨荣《杨文敏集》云:“逶迤有度, 醇实无疵, 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 (92) 可以看出清代馆阁中人对明代台阁体雅驯文风的仰慕之情。

方、李论文宗旨实乃馆阁文学精神的体现。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 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学术祈向, 正糅合了前代馆阁文学的宗旨。元翰林承旨王恽“语性理则以周、邵、程、朱为宗, 论文章则以韩、柳、欧、苏为法” (93) ;永乐帝勉励28位庶吉士云:“为学必造道德之微, 必具体用之全, 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 (94) , 正是方氏之言的先声。因馆阁的政治功能, 必然要求其中之人合德行、经术、政事及文章于一体。方苞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期间, 曾上《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札子》一疏, 请求在散馆考试中, 对庶吉士试以经济实用之学:“政事文学, 皆人臣所以自效, 而政事之所关尤重。”其论承续前代馆阁文化的致用意识。由此反观其学术祈向, 提出的古文七“不可”, 及馆阁中人确立的禁忌, 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归馆阁”的努力。

正因馆阁隆崇地位, 词垣中人才往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斥责文坛不良风气, “古文辞禁”所用之“戒”“禁”“禁约”等语体现出的权威性, 正在于此。西方文学中亦有此类现象。17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布瓦洛《诗的艺术》中用了很多“应当”“必须”“不准”等语, 就在于为树立以宫廷趣味为中心的审美标准, 而“制定了各种文类的严格的文体规范” (95) , 布瓦洛就是代表性人物。清代“古文辞禁”所具有的馆阁特性与之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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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因馆阁为典法所在, 故而雅驯文风易被广泛接受。阮葵生云:“高沙孙舍人护孙, 选《古文华国编》, 专取馆阁一派, 颇具规则……近日学子每薄制体不为, 徒从事于吟风弄月, 为急就之章, 胡钉铰、张打油, 宁不自镜其丑耶?” (96) 阮氏并未有翰苑经历, 但亦接受馆阁之体, 词垣对文坛导向作用可窥一斑。

余论

随着古文禁忌的增多, 不仅语体、文体, 篇章、格调、作法等方面的规定也严格起来, 袁枚、章学诚之“古文十弊”已不限于语体。他如曾国藩“古文禁约”、王葆心“古文十四忌”、林纾“论文十六忌”、唐恩溥“学文十弊”等, 又加入诸多其他成分。至于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则提出四十忌, 笼括方方面面。可见直至晚清, 古文禁忌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涉及的范围更广, 对古文创作的约束更为严格。

至新文化运动时期, 固守道统的古文首当其冲遭到胡适、陈独秀等致命的攻击, 方、李以降所反对的俚俗之体白话文, 成为通行文体。经此冲击, 古文禁忌并未完全消失, 钱锺书“童时闻父师之教亦尔” (97) , 林纾、唐恩溥等均可视为钱氏师长辈, 他们企图通过“古文辞禁”力延古文之一线, 看似迂腐的行为中, 实隐含着深微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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