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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社会与现代文学的“革命地理学”(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8-24 22:17:46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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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民初之际, 中国文学领域的系列革命, 以东南社会为主导而发动, 其领导者、参与者及其空间互动, 均未逾东南。文学革命之东南发生, 其因在于东南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为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同时, 亦得益于东南内在的文学/学术逻辑推动;更重要的是, 它们是东南作为“文化同心圆”中的边缘地带反抗中心的产物。东南社会主导的文学革命, 铭刻着东南文化性格的印记, 即它的“底层政治”、回归“地方性文学经验”与“外向型文化取向”特点。

关键词:
东南社会; 现代文学; 革命地理学;

Southeast Society and “Revolutionary Geography”of Modern Literature
Zhou Baoxin
晚清民初中国文学领域的系列革命, 学界已有充分研究。但多数研究, 都是在时间发生学框架中展开的, 其空间发生属性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 世间万事万物, 其发生与发展, 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中展开的, 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变革亦当如此, 因此对它的把握, 除了时势、时序的思考角度外, 必须要有空间观照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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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 本文将从“革命地理学”的视角出发, 对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学领域系列革命发生的地缘特点、动力机制、历史内在逻辑、价值取向以及文学史形态等做出相应的思考。这样的思考, 有助于我们发掘系列文学革命所包含的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空间现代性, 通过对空间现代性的学理呈现, 进一步丰富学界对现代文学发生学面貌的认识。

一“革命”的地缘发生、互动与空间流转

从空间视角看, 晚清到民初之际文学领域的系列变革, 虽名为“中国文学”变革, 但其实并无“中国”的普遍性, 而是由特殊“地方”所引领。这个“地方”, 即为今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部、上海等所构成的“东南社会”。晚清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1917年的“文学革命”, 其领导者梁启超、黄遵宪、胡适、陈独秀等, 都是东南人士。此外, 最早译介域外文学的严复、林纾, 以白话报力践白话文运动的裘廷梁;较早以西方哲学、艺术理论开展文学批评的王国维, 北大歌谣运动的领导者刘半农、沈尹默等, 同样为东南文人学者。不独领导者如此, 变革的参与者也多为东南地区人士, 像1899年“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中的黄遵宪、郑观应、郑贯公、徐勤、麦孟华、丘逢甲、邱炜萲、夏曾佑、蒋智由、狄葆贤、高旭、金天羽、龚自珍、王韬、裘廷梁;1902年“小说界革命”中的夏曾佑、黄人、曾朴、吴趼人、李伯元、徐念慈、梁启勋等;1904年“曲界革命”中的柳亚子、汪笑侬、陈去病、陈独秀、欧榘甲、吴梅、齐如山等;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刘半农、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茅盾、叶圣陶等, 均是如此。

东南人才辈出, 而聚集之地, 则以上海和北京为主, 其中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北京、上海乃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之故。特别是1916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后, 秉持“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理念, 一意革新北大, 开教授治校之风, 北大很快聚集起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人物,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刘复、陈衡哲、吴虞、周树人、周作人等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有学者统计, 1919年五四运动前北大67名文科教员中, 除梁漱溟等寥寥几人外, 余者皆为东南人士, 且以浙籍为主, “又大多是章太炎的弟子” (1) 。个中原因, 除近世浙江人文鼎盛、文脉大炽之外, 与“其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大之内, 浙江人士势力大” (2) 亦有深切关系。生逢变乱之世, 文人思想上有激进与保守之别, 但在社会交往方面, 还基本抱持着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优选原则。现代文学早期文坛上众多“兄弟作家”“家族作家群”“同门作家群”等, 无不依血缘、亲缘、地缘和学缘而成。此外如《新青年》, 虽说移师北京后很快就成为鼓吹新派思想言论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 但创办之初, 则纯属同乡刊物, 除陈独秀外, 如高一涵、汪叔潜、刘文典、陈嘏、高语罕、潘赞化等人, 均为皖籍知识分子;易白沙和谢无量等虽非皖籍, 却与安徽渊源甚深, 且与陈独秀多有交往。

由空间互动性观察, 历次革命, 倡导者或参与者的相互砥砺与诘难, 大多也在东南社会内部。如梁启超, 他的“诗界革命”就是和黄遵宪合力推动, 并以黄遵宪诗歌为标杆的。梁启超称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 “煌煌二千余言, 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 “有诗如此, 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 将其与欧陆的荷马、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相提并论 (3) 。梁的“群治”思想, 更是受惠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严、夏的“闻欧、美、东瀛, 其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之论, 深受当时的梁启超的“狂爱” (4) 。只不过经梁启超汪洋恣肆的“新文体”论述, 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时人只知梁氏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而忽略了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等已有的言论。梁启超的其他文学思想与行动, 同样离不开与康有为、严复、黄遵宪、孙中山、谭嗣同、唐才常、汪康年、章太炎等东南、湖湘文人政客的交游与激荡。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失败后, 流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过从甚密, 受到孙氏革命思想的影响, 使得“梁启超对先生言论异常倾倒, 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5) , 那么, 梁启超就未必会形成后来频繁的革命言辞。因为, 梁提出文学上的系列革命时, 正与孙处在政治上的蜜月期, 否则, 以梁启超的趣味、性情与行为方式, 不大可能提出激进的革命主张。梁启超虽则多变, 但亦有不变的东西, 那就是他的民族主义。救国需救民, 救民则需要从救治人心入手。梁启超与激进派最根本的区别, 就在于他觉得解决人心问题正是中国文化的特长, 这样的判断, 是后来梁启超从变革的激进主义回到传统的保守主义的最重要原因。

梁启超如此, 胡适、陈独秀的也不例外。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 胡、陈原先并不相识, 二人的相交始于胡适老乡, 绩溪人, 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介绍。1915年, 胡适于美国留学期间, 接到汪孟邹自上海的来信, 向他介绍陈独秀, 并代陈向他索稿, “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6) 。自此, 胡、陈二人始有书信交流。没有汪孟邹的牵线搭桥, 就难有胡适与陈独秀的相交;没有二人的相交, 后来的“文学革命”当以何等面貌出现, 则不得而知。而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 (包括1904年的《安徽白话报》) , 则完全依靠汪孟邹的襄助。倘没有汪孟邹的鼎力相助, 就没有陈独秀的《青年杂志》, 也没有后来的《新青年》。没有这个主阵地, 文学革命如何开展, 同样不得而知。从胡适的角度来说, 他的文学改良思想的形成, 也是美国留学期间, 与梅光迪等一班朋友讨论、碰撞的结果。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曾提到, 当初他对《新青年》提到的“文学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 是受钱玄同的劝说, 才动手写《狂人日记》的 (7) 。

这种人际交往、思想观念间的互动, 既有正向性的相互激活, 亦有反向的辩驳激荡, 如梁启超与严复关于域外文学翻译中的“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之争, 梅光迪与胡适关于复兴古学和文学革命之争, 林纾对新文学的诘难, 新文学作家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争论, 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之争……近世文学变革, 多在各种“正”与“反”的纠缠中走向“合”。但不管是“正”还是“反”, 大多是在东南社会内部完成。如果说在梁启超时代, 其互动空间多在闽粤、两湖、江浙三地之间轮动展开, 那么, 越到后来, 闽粤之地的学者文人就渐趋沉寂。到胡适、陈独秀推动文学革命时, 空间互动就主要维系在长三角区域文人学者间了。过去我们把这种过渡概括为新民主主义取代旧民主主义, 由空间来看, 则不过是文学变革的中心北移, 从晚清的闽粤, 北移至民初的江、浙、皖等地。这种中心北移, 不是激进和保守的胜负相较, 亦非文学革命领导权的性质有何不同, 而是时势和宿命。一者, 梁启超领导的诸多变革, 实在是以政治变革为上, 文学变革为下。文学变革不外是拯时救世之策, 于文学自身, 自然就不如胡适和陈独秀用力之专、之深。二者, 梁启超推动文学变法时, 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的程度远不及经过科举废止、帝制终结和留洋成为普遍风气的民国。胡适、陈独秀等推动文学革命, 所遇阻力自然要比梁小得多, 而追随者和革命的社会基础又要比梁启超好太多。三者, 梁启超所在的珠江流域, 虽得时代风气之先, 思想比其他地方开明, 但地方性的文学积累与储备, 所拥有的文学现代变革需依赖的社会条件, 显然不能与传统的江南相提并论。真正要完成文学革命, 仍需充沛的历史元气和厚实的社会基础为保证。备此三者, 梁开风气, 胡、陈继往开来, 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历史变局, 由是“文学变革的中心北移”则是历史的定数。

二“文化同心圆”与“革命”的文化地理

文学变革, 不可能单靠观念、思想、理论的革新实现, 还需相应的物质、社会条件为基础。东南社会成为现代文学变革的策源地, 如下三者不可忽视:第一, 作家储备。文学的革命, 需要作家、文人学者的共同推动, 而东南社会自宋以来, 即为中国文化、文学的中心。据统计, 隋唐五代后, 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五省, 是国内出作家最多的省份。宋、元、明、清四朝, 五省作家的总量分别占全国的60.34%、63.01%、74.7%和70.06% (8)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东南经济富庶、社会风气开放、英文教育水平高, 留学英美包括日本的学生总量, 远比国内其他地方多。留学海外, 是文人学者学习域外文学, 吸收域外文学思想的重要经历, 也是他们完成向现代作家转换的重要步骤, 这是系列文学革命发动的人才基础。第二, 发达的现代传媒。现代文学之为“现代”, 体现在它的传播形式上, 由古典的手抄、刊刻、镂印, 或寄赠、唱和、题壁等, 向现代报刊文学形式转型。这种转型, 高度依赖现代传媒与出版。东南地区因上海的特殊优势, 兼及密集的城市群和稠密人口, 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 成为清民之际报刊最为集中的地方。单是上海, 1860—1895年间, 新创办的中外文报刊 (含更名者) 就达86种之多, 几乎占同期全国新办报刊的二分之一;1895—1898年, 全国各地由华人自办的中文报刊共94种, 仅上海一地就达40余种之多 (9) 。第三, 现代读者的形成。传统的文学因兼有说、讲、唱、演的成分, 哪怕没有多少文化的人, 亦可成为文学的接受者, 而新的纸质媒介文学, 则对读者的识字、阅读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印在纸上的文字, 没有实打实的断文识字能力, 是断然无法成为“读者”的。而东南社会, 因为有较发达的工商业传统, 是国内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地方, 市民社会相对国内其他地方而言也较为成型。这种市民社会, 正是以报刊为载体的新文学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作家、媒介、读者, 构成新文学生产关系的三个核心因素。这三个要素的成熟与高水平发展, 使得东南社会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变革中扮演着领跑者角色。但这些基础条件要想发挥作用, 尚需时势和机缘, 这个时势和机缘, 就是晚清东南社会蜂起的革命思潮与实践。以形而论, 古代中国以西北为背, 东南为腹, 主要边患在西北, 所以国人空间意识向以西北为重, 东南为轻。早在西汉时, 司马迁就注意到“东南/西北”的地缘格局问题, 有“夫作事者必于东南, 收实功者常于西北, 故禹兴于西羌, 汤起于亳, 周之王也于丰、镐伐殷, 秦之帝用雍州兴, 汉兴自蜀汉” (10) 之论。至鸦片战争, 西人以坚船利炮相逼, 殖民主义炮火焚炙之下, 求变, 成为近代东南社会对殖民主义最直接的应对, 唯有变, 才能调适与新世界体系的关系。“外患之乘, 变幻如此, 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 譬如医者疗疾, 不问何症, 概投之以古方, 诚未见其效也。” (11) 李鸿章以洋务御外患, 是逆势求变;康有为以维新变法保国保种, 同样是逆势求变。因应这样的社会变局, 东南社会的革命思想极其发达, 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 东南的上海、广州, 与香港、日本东京构成“香港—广州—上海—东京”这个晚清中国最活跃的“革命走廊”, 香港和东京不仅向内地输入大量革命思想, 还与上海租界的“孤岛”一起, 为革命者提供重要的安全庇护, 因此, 东南的革命思想异常活跃。

这种革命思潮与实践, 对系列文学革命有激活创化之功。理论上, 无论梁启超还是胡适、陈独秀, 都有按社会革命的理想改造文学的愿景。他们对何谓“文学”、何谓“好文学”未必有真的关怀, 但如何以文学为器参与社会变革的大局, 则是他们重要的考量。梁启超的“诗界新大陆” (12) 理想;陈独秀对“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倾情力推 (13) , 莫不是以社会革命的理想去形塑他们理想的文学。文体方面, 革命不仅衍生出诸如“革命小说”、“革命诗歌”、“革命戏剧”等概念, 连传统的传奇、杂剧、戏曲等, 也被改造成为宣传革命和新思想的利器, 产生出《维新梦》 (欧阳淦) 、《血飞花》 (吴梅) 、《苍鹰击》 (伤时子) 等大批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杂剧和戏曲作品。其他如话剧、历史剧、政论文等新的文类, 也因应革命的需求而生, 成为现代时期的重要文体。文学面向上, 传统的中国文学依天人合一思想, 形成一套天性、人性、物性相感通的审美传统, 文学尤擅对自然、日月、山水的描摹与刻画, 而在近现代社会的革命改造下, 中国文学从天道、自然中彻底抽身, 转而突入社会深处, 变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利器, “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社会化的最大理论迷思。审美经验上, 传统中国文学作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担当着“以文化人”“化成天下”的使命, 故而文学对“和”“合”有着天然的价值认同, 讲究“哀而不怨, 怒而不伤”。而这个传统, 却在社会革命的风暴中, 被彻底驱逐出去, 取而代之的是怒目金刚式的仇恨美学和斗争美学。

东南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变革的前沿, 还有一潜在的力量, 就是文明地理结构中作为边缘地区的“南方”对“中原”的反抗。众所周知, 中华文明的发端, 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此一区域在商周之际即形成基本的人文伦理体系, 此后, 伴随征伐、移民、垦殖、商贸等, 相继吸纳进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地, 构造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 依次向外展开的“文化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里, 处在最中心的, 是老牌的中原;次中心的, 则是淮河与长江流域;再外围的, 就是北方、西北和东南沿海。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 中心、次中心、边缘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信仰系统, 所以虽有中心的征服、统一和同化, 但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及边缘对中心的认同, 都因距离、原有文明强弱而有分别, 越是远离中心的, 对中心的认同度就越低, 中心对它们的控制力就越弱;原有文明越成熟的, 对中心的疏离、排斥、反抗就越强。

就东南社会而论, 无论是环太湖的江、浙、皖、沪, 还是闽、粤等百越之地, 均是中华文明地理结构中的边缘区域, 它们对传统的中心具有天然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 渗透到文学革命当中, 即为反主流、反正统。梁启超以批判儒教为其“启民治”学说张目, “儒教之所最缺点者, 在专为君说法, 而不为民说法” (14) 。陈独秀则以涤荡“垢污深积”的“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的要旨 (15) 。反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书写实践者当推鲁迅, 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及大量言论, 直指的就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16) 。惯常的文学史叙述, 多以“反传统”概述梁、陈、周氏等的反儒教、反礼学行为, 但是, 这种概括显然不妥, 因为, 无论梁启超, 还是陈独秀、鲁迅, 他们所反对的都不是过去式的“传统”, 而是自西周分封制度以来一直被主流化、中心化的儒家意识形态。陈独秀说:“墨氏兼爱, 庄子在宥, 许行并耕, 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 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 (17) 陈氏臧否战国人物, 以墨子、庄子、许行等非主流人物为是, 以孔孟为非, 其内在的气机, 即发于反中心意识。

三“革命”与东南社会的“文学/学术”逻辑

当然, 文学革命是“文学的”革命。既然是“文学的”革命, 就应找到它们于东南发生的文学史逻辑。由此一端出发, 我以为, 近现代文学革命之东南发生, 主要还是得益于数百年来东南之文风鼎盛。虽说自宋以后, 中国文学即处在颓势之中, 但至少就东南来看, 文学仍独领全国风骚。有清一代, 诗有袁枚、沈德潜及福建诗人为主的“同光体”等;词有常州词派与浙词;散文有桐城派主盟文坛;戏曲有洪升和李渔等;小说除《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外, 晚清的谴责、公案、侠义小说等, 也大多出自东南地区。加上后来的南社和鸳鸯蝴蝶派, 东南文风之隆盛有目共睹。有学者统计, 晚清可计作家533人, 占前6位的是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安徽、福建, 人数各为142、100、53、46、38、35, 占全国作家总量比为26.64%、18.76%、9.94%、8.63%、7.13%、6.57% (18) 。

相对发达的文学, 并非就是系列文学革命发生的动因, 而文学变革一旦发生, 则必然是在发达地区, 因为, 文学变革需要变革者有切实的文学体会, 有精准的文学优劣评估, 有深刻的文学“问题”洞察, 否则, 文学的变革就无从谈起。从文学史的史实来看, 晚清到民初系列文学变革, 其实就是建立在东南人士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判断上的。虽说梁启超、黄遵宪、胡适、陈独秀等对为何进行文学革命、如何革命各有表述, 但在看待传统文学的“问题”上, 却有惊人的一致, 他们极具洞见地看到了中国文学暮气沉沉的崇古、复古、拟古和仿古之风。梁启超认为桐城派“以文而论, 因袭矫揉, 无所取材;以学而论, 则奖空疏, 阏创获, 无益于社会”, 因此“夙不喜欢桐城派古文” (19) , 进而不屑地称某些词章家为“鹦鹉名士” (20) 。梁氏对桐城派“因袭矫揉”之风的批评, 与陈独秀对中外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批评互为印证, “欧文中古典主义, 乃模拟古代文体, 语必典雅, 援引希腊、罗马神话, 以眩赡富, 堆砌成篇, 了无真意。吾国之文, 举有此病, 骈文尤尔。诗人拟古, 画家仿古, 亦复如此” (21) 。这种对“复古”的排斥, 在鲁迅那里更为激烈, “狂人”对“古久先生”的“流水簿”猛踹几脚, 不过是隐喻, 他的《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 无不直指中国人的复古、崇古、拘古。即便是较为温和的胡适, 也对中国文学因袭古意而导致的刻板、凝滞的状态极为不满, 批评他同时代诗人, “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 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 ‘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 累累不绝, 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 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 貌似而实非之诗文” (22) 。

文学革命的推动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的尚古、复古之风群起攻之, 首要原因当然是受当时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影响, 中国文学既然要向现代迈进, 就必须要以“古”为敌。另外, 则与文学革命的使命相一致, “革命”就是要创造新的事物, 而创造新的事物, 就必须要彻底的与“古”为敌。但更重要的, 我想还是源自文化边缘地带对中心的冲击。如前所说, 作为边缘的南方, 一直就有对中原这个中心的文化反抗。这种反抗, 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结构。台湾学者杨照论西周王官学之外的智慧时说:“南方, 尤其是楚, 地理上位于边陲, 没有那么深远的封建根基。更重要的是, 早在西周建立之前, 南方就有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 当然不会有像鲁人孔子那种对于封建宗法的情感, 更不会有一定要卫护封建宗法的热情。” (23) 这种南北文化的大相径庭, 致使南方盛行疑古、变古之风。张君劢认为, “吾国思想史中之文艺复兴, 与其以清代与欧洲比, 不若以宋代与欧洲比” (24) , 其缘由, 即在于宋代学者因疑古而变古, 进而开新儒学, 勇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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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逻辑之外, 另外需提到的就是东南学术。我们知道, 在传统中国社会, 文学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与史学、经学、子学等相会通。中国文学的发展多与学术形成共振, 如汉代“文学”观念形成与儒学、佛学的互动;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复古思潮的呼应;明代李贽“童心说”与心学的关系;清代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之论与程朱理学等。学术与文学的互动共生, 同样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重要推力。从基本面上看, 东南是清代中国绝对的学术中心。清初黄宗羲、顾炎武, 乾嘉时以经学考据为中心的“乾嘉学派”, 章学诚的“浙东史学”, 常州的“今文学派”,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章太炎的经学、小学、朴学……清代重要学术门派和人物, 全在东南境内。这种区域学术资源, 给文学革命发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储备。且不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的学术是如何进入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实践, 单以语言变革而论, 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 就可见他的学术思考的影响。在他看来, “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 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得不因时而增益, 画地而施行”。他援引古例, “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 增益之字, 积世愈多” (25) , 以证语言变革的正当性;裘廷梁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 理由是“因音生话, 因话生文字” (26) ;钱玄同作为古文字学家, 之所以有“欲废孔学, 不可不先废汉字”之论, 其因即在“汉字属于表意文字, 只重形意, 不重声音, 一经书写, 则必然会导致‘言文分离’” (27) 。这些文学语言变革的主张, 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践, 都贯穿着特定的学术理念。可以说, 没有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学的高度发展以至臻于极盛, 没有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思想训练, 文学革命很难会以语言问题做突破口。文学语言问题如此, 启蒙问题同样如此。启蒙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 但这个基本观念的形成, 其来源即在陆王心学。梁启超论康有为:“先生则独好陆王, 以为直捷明诚, 活泼有用, 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 皆以此为鹄焉。” (28) 独好陆王者, 自然不止是康有为一个人, 梁启超、黄遵宪、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 所思所念者何尝不是一个“心”字?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字, 就没有“新民”“立人”“国民性”诸说, 就很难讲清楚近现代文学领域启蒙思想的学术史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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