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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附全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4 18:36:57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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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除发表当初造成的轰动, 《死屋手记》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史上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但它却构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死屋手记》对犯人群体形象的现实描绘蕴含着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情怀, “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凝聚了对俄国和俄国东正教的认同感, 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东正教的“聚和性”体验, 表明了东正教精神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之关系。小说中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 这也是它能引起列夫·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死屋手记》; “不幸的人”; 俄国东正教; 根基主义;

作者简介:万海松, 文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 (15ZDB092) ;

“The Unfortunate” and Identification of Orthodox Church in Notes from the Dead House
Wan Haisong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part from the sensation caused by the first publication, Notes from the Dead House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Dostoevsky studies, though it builds up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the core elements of Dostoevsky's pochvennichestvo. The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profiles in the novel implicates Dostoevsky's humanism spirit and his Orthodox solicitude towards criminals. The keyword “the unfortunate” in the novel explicates the phenomenon of Russia and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dentity. Actually “the unfortunate” embodies both the experience of Orthodox Church idea “sobornost”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nd the kinship of Russian orthodox spirit with pochvennichestvo. The pursuit of orthodoxy identification is the core of pochvennichestvoin the novel, which is the real and main reason why Notes from the Dead House strikes a responsive chord in the hearts of Leo Tolstoy and other thinkers.

Keyword:
Notes from the Dead House; “the unfortunat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ochvennichestvo;

《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写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由于其中有一些对俄国司法体制的质疑, 小说在发表的过程中遭到书报审查机关的刁难, 但稍经周折最终全文发表, 并很快推出单行本。小说在发表之初就得到了民主主义批评阵营的好评, 但他们主要肯定的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描写以及对沙皇制度和司法体制的批判倾向。对这部自传性的报告文学式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自认为其独特性在于直观式描绘:“如果说《死屋手记》引起了读者注意是因为它描绘了苦役犯, 而在《死屋手记》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直观地描绘过他们[……]须知《死屋手记》曾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而这一作品是对一种独特的地狱、独特的苦役营‘澡堂’的描写, 我想要并且努力去描绘画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360—361) 。同时代的作家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对此小说的赞许, 也基本集中在描绘的震撼性和对制度的批判性上, 前者认为其中“澡堂”一幕是“但丁式的” (Достоевский3:294) , 后者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绘制出了一幅以西伯利亚牢狱生活为背景的壁画《最后的审判》” (Герцен18:219)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学术史上, 《死屋手记》的地位和重要性一直不受重视, 以至于白银时代的文学评论家鲍里斯·恩格尔哈特和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等人, 都不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归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思想小说” (1) 之类。但是, 如果文学评论家们仅看重《死屋手记》对劳改营的描写和批判, 无疑会降低了该作品的历史意义, 缩小了其思想价值。名气较大的评论家中, 似乎只有列夫·托尔斯泰对这部作品青睐有加、心心相惜, 他一生多次阅读并谈论读后感, 还提及作品中让其心悦诚服的宗教思想价值:“我不知道整个新文学中还有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作品, 包括普希金在内。不是指风格, 而是指观点的令人叹服——真诚、自然、充满基督的思想。这是一本好书, 令人读后大有教益”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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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 《死屋手记》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揭露俄国的牢狱和司法制度, 还在于揭示在这种时代和制度下贵族和人民, 亦即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心灵隔阂问题。《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贵族和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 体现了他对两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凝重忧虑。这些感受和思考, 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重点。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不幸的人” (несчастный) 这一关键词, 既是解读作品思想与人物形象, 也是考察小说中所体现的东正教认同感的一把钥匙。“不幸的人”一词不但反映出东正教的“聚和性”思想, 也表明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该小说能引起列夫·托尔斯泰、尼采等人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一、“不幸的人”的宗教含义

“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政论文中, 而在《死屋手记》中最为频繁。何为“不幸的人”?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定义, “不幸的人”就是罪犯;而将罪犯如兄弟般看待, 则是俄罗斯人民的本性。“一般老百姓从不因犯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 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大, 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罚和遭到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犯罪叫做不幸, 并把罪犯叫做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 还因为它是人们在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 (《死屋手记》59—60) (2)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曾受到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如穆拉维约娃、安年科娃和冯维辛娜的善待, 她们把流放犯都称为“不幸的人”:“我知道, 全体俄罗斯人民也把我们称为‘不幸的人’, 这种称呼我听到过多次, 从很多人的嘴里都听到过”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17) 。但他对别林斯基的看法既有赞同, 又有保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 按照别林斯基的信念, 全部是不可能不犯下自己那些罪行的人们, 也就是说, 他们是无辜的, 只是比别人更为不幸”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17) 。他跟别林斯基的分歧在于他不同意后者的“环境决定论”。在另一篇文章《环境》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对“不幸的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即人民用“不幸的人”一词是想对他们说:“你们犯了罪, 现在正遭受痛苦, 不过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加入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做的可能更坏。如果我们自己好一些, 也许你们就不至于坐牢了。你们遭到报复, 承受折磨, 是因为你们的罪行, 同时也是因为共同的目无法纪。你们为我们祈祷吧, 我们也为你们祈祷。‘不幸的人’, 现在请收下我们的铜板;我们把这些东西给你们, 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不会与你扯断手足般的联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24) 。

称呼和善待“不幸的人”, 本身就是仁慈和仁爱, 是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在西伯利亚,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们’提供兄弟般的照料当做是自己生活的目的, 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 关心他们就像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这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圣洁的感情” (89) 。要善待普通人, 更要用毫无鄙视或嫌弃的目光、平等的态度善待那些犯了罪的“不幸的人”, 因为苦役营中的“这些人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尚留在狱外的人更坏” (75) 。

与普通百姓相反, 那些贵族和上层人士却并不具有这种将罪犯视若手足的本能, 这是贵族们需要向普通百姓学习的地方, 因为西伯利亚的人民, 哪怕是最穷的家庭, 逢年过节都要给囚犯送来各种食品和礼物, 说明人民并没有遗弃这些“不幸的人”。“我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全体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总是经常不断, 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 偶尔也有现款” (22)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个特写镜头解释说, 这种悲悯本性甚至早已深深植根于一个普通儿童的幼小心灵:一对母女在医院里看到了“我”这个苦役犯, 便向母亲要了一个铜板, 追过来要施舍给“我”:“给你, 不幸的人, 看在上帝的面上, 收下这个铜板吧” (22) 。“我”接过了这个铜板, 她才高高兴兴地跑回母亲身边。因为此情此景而深受感动, “我”把这个铜板在身边保存了很久。这枚铜板成为爱的象征, 表明罪犯并没有被大家忘记和抛弃, 甚至备受尊敬和款待, 反过来也意味着无私之爱是改造罪犯心灵的一剂良药。相比而言, “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 (15) 。

但是, 作家对人民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朴素的本性也不免忧虑, 因为他所描绘的“死屋”处于西伯利亚的一些偏远地区, 在草原、高山和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在这些如莫斯科郊外村镇般大小的小县城里, “居民朴实, 缺乏自由主义思想, 一切秩序都是旧式的、始终不变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崇的” (3) 。随着社会的发展, 腐化堕落和恣意暴戾的人越来越多, 有些罪犯入狱后反而暴露出原先没有的或者更多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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