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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文化哲学研究(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9-12 21:28:29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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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当代哲学显学之一, 研究成果很多, 但关于文化哲学的元问题研究, 诸如学科定位、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历时态的历史文化哲学研究、共时态的比较文化哲学研究, 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核心问题, 都还没有定论, 对于这种困境的思索, 将我们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论、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中介理论、批判理论等集体浮现在文化哲学中, 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呼之欲出。

关键词:
文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创新发展的文化环境研究” (项目编号:17BKS065);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 支持项目阶段成果;

生态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构成了当代哲学的三大显学, 它们恰好和马克思实践理论的三大领域即物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形成对应关系。其中文化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哲学的元问题研究;历时态的历史文化哲学研究;共时态的比较文化哲学研究;以一定范围的文化主体为依托的从宏大叙事到微观透视的多重视角的文化哲学研究;以问题或者内容为核心的统摄具体文化形式的文化哲学研究。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 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 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 或者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1]28这也许就是时代的宿命, 不同的文化哲学研究在延伸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言说不清的困境, 而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来。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等等, 已经以原始质料的方式提供了答案, 我们需要做的是补充材料并赋予它形式,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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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理论观照下的文化哲学的元问题研究

所谓元问题或者元理论, 就是有关文化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 是此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石和框架结构, 主要包括基本范畴、学科定位和理论框架。

基本范畴是学科建立的基础质料, 与学科基石和框架结构紧密相关。文化哲学包含一组基本范畴, 但具有基石作用的只有文化概念。关于文化概念,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也存在一些共识。规定文化, 最重要的是搞清楚4个问题:一是文化与人的关系;二是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三是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四是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文化是属人的, 体现人的价值取向和本质力量。文化是对自然的超越, 人类从自然而来, 而且不断向自然索取, 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 我们的需要很少直接被自然满足。主体和时空是文化的基础, 内容和方式是文化的核心, 作为内容的文化是实践的产物, 作为方式的文化表现为实践, 文化和实践同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中介, 或者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本身就是文化和实践。哲学和文化都具有普遍性, 都与现实生活的总体性联系着, 但是哲学是内在的超越, 文化是外在的超越, 它总是通过人类活动表现出来, 并可能形成结果。因此, 所谓文化, 是指生活在特定时空的特定人群以现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为基础以不同层次的自由为目的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

文化是文化哲学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关乎之后学科定位和理论框架展开的合法性。因此我们选择实践理论解读文化的方式必须获得充足的理由, 否则就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选择实践作为文化的定位方式, 这是由历时态和共时态共同决定的, 而且涉及现实和理论的整体。文化伴随人类始终, 但是为什么文化学和文化哲学在现代才出现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文化是人对自然的超越, 这种本质力量始终存在, 但是在现时代才总体爆发, 强大的工业体系、复杂的交往结构、丰富的精神家园成为今天的生活图景。因而代表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问题就突显出来, 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必然会对这种现实作出理论回应, 具体表现就是现代哲学的转向。具体来说就是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世界不是生活世界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个方面, 而是社会整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语言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经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向’、‘道德哲学转向’……等等。在我看来, 几乎所有这些具体说法都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见本质’之嫌。……因为这些西方学者都是仅仅着眼于他们所指涉和称谓的某一方面对象, 而没有真正立足于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 特别是没有把握20世纪西方哲学界出现这种新的发展态势的内在历史必然性, 因而只能按照其究竟在哪个具体领域之中具体出现而以这样的领域来命名, 没有, 也不可能抓住这种发展态势的实质特点。”[2]187由此观之, 尽管新康德主义哲学、分析哲学、科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集体转向现实生活世界, 但是往往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 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优势就此体现出来。实践的普遍性和文化的普遍性形成全方位的对接, 文化是所有实践活动和结果的内在机理。

学科定位涉及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具体来说主要就是文化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还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文化哲学是对文化的应然性进行反思的哲学。由于文化和实践存在本质关联, 具有普遍性, 因此文化哲学不仅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而且也体现了哲学的新的形态, 但是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文化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和其他一般的哲学分支是不同的, 比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科技哲学等都只关涉现实生活的某个部分, 而文化哲学具有总体性, 因此如果划分层次的话, 文化哲学要比这些具体哲学高一个层次, 而且具有统摄作用。二是文化哲学只是体现了哲学的新形态, 但是新形态的哲学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文化哲学还包括其他一些范畴和问题, 比如文化生成、文化构成、文化分类、文化功能、文化形态、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建构等, 它们构成理论框架的质料, 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形式, 则是由实践决定的, 实践赋予文化所有的根本特征。

二、唯物史观观照下的历史文化哲学研究

文化哲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 而文化的存在客观具有历时态和共时态。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 文化史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文化史通常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包含各种文化形式的一般性历时态记述;另一种是以问题为单元的历时态论述。前者更为普遍, 历时态的文化哲学研究又称为历史文化哲学研究。

之前我们选择实践理论作为文化哲学的基础, 那么唯物史观显然就成为历史文化哲学的理论背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 基本内容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建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作为现实基础决定树立其上的政治和意识上层建筑。[3]2这段话阐述了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内容, 即社会基本矛盾。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唐无稽的空话。”[4]604这需要我们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在本体论上, 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一般意义上,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生产力、生产关系、其他交往关系和各种精神要素是彼此交叉协同变化发展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就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密切相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 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第二国际违反总体性的辩证法, 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科学实证论, 忽视了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准备。尽管革命似乎仍然是前台的主角, 但是舞台的背景却悄然转变为意识形态。

为了更好地利用唯物史观历时态地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我们需要综合使用唯物史观的内容, 使其更具解释力。为此我们介入需要和利益两个兼具微观和宏观的范畴, 并结合实践的具体形式、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结构展现文化演进的机制。

这个模式的简化结构是“需要———实践———利益”。历史的原始动力来自需要, 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时, 需要就转变为欲望, 然后是动机和行动, 实践活动由此展开。需要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 两种需要又各自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层次。相应的, 实践活动也具有丰富性。利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进行梳理, 大致可以分为3个领域, 物质生产、交往实践和精神生产, 每个领域内部和领域之间又形成结构关系。利益是实现了的需要, 和需要具有同构性, 需要和利益以实践作为中介。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结构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实现和运动的。依据这一结构, 我们可以对历时态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各种层次的研究, 从而达到对于文化史的深度解读。

三、世界历史理论观照下的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是指共时态的文化哲学研究, 文化圈、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客观存在是这个视角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跨文化研究是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审视, 必然形成相互比较的自然格局, 因此共时态的文化哲学研究也可以称为比较文化哲学。

比较文化哲学以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比较为基础, 但是需要哲学追问。在现时代, 不同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遭遇, 它们关系密切, 彼此冲突、交流和融合。作为某种文化的承载者, 以自身为本位, 我们处于文化焦虑状态, 现实逼迫着我们比较。跨文化比较本身不是目的, 它从属于文化的价值取向, 即在现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确定的不同层次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和东方文化的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探寻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 而且比较文化哲学还告诉我们, 跨文化比较是不同文化基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整体遭遇, 我们应该坚持总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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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 世界一体化显然是比较文化哲学的现实背景, 而与此相关的理论必然是比较文化哲学最恰当的学术背景。简而言之, 黑格尔是世界历史思想的第一位阐述者。马克思将之从绝对理念的窠臼中挖掘出来, 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此后,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詹明信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理论、哈特的新帝国理论等皆源于此;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和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思想等也异质性地印证着这一理论的合理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比较文化哲学提供了深刻的学理支持。

一是世界历史体现的是资本的逻辑, 正是资本对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开启了世界历史。马克思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168

二是世界历史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 而且是世界文化的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历史。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在全球运作和流通, 精神生产作为资本的一个生产部门, 具有与此同样的公共性质, 无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 还是如今的大众文化都早已成为公共财产。[5]404个人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 而成为具有世界流动性的主体,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多元文化与身份认同都是时代潮流所堆积的交往文化问题。[5]166

三是世界历史理论是现代性和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世界历史的延伸就是现代性的推广, 世界历史延伸到哪里, 现代化问题就出现在哪里。有学者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概括为:“第一, 工业化大生产。……第二, 科学理性精神。……第三, 世界的一体化。……第四, 高度的社会分化与整合。”[6]184-186这些现代化的特征随着资本的逻辑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四是世界历史对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意味。世界历史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 推广的是工具理性, 而全部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并首先在西方取得成功。因而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意味着西方普世价值的推广, 意味着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说:“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405当然, 辩证地说, 世界历史不仅是西方现代化的成功, 而且是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世界历史不仅是东方的落后和失败, 还是现代化的特色, 民族文化的复兴。

五是世界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体现了工具理性和文化价值的冲突和冲突的消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世界历史的序幕, 真正的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相应地现代社会也分为两个阶段,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第一个阶段, 个人虽然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 但是也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在第二个阶段, 真正世界历史的演进程度, 成为与个人解放程度同步的事情。[5]169

六是不发达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差异性, 各个民族需要按照自身文化的特点和实际进行文化选择、整合和创新。马克思在相关文章、书信和手稿中多次谈到印度、中国和俄国, 并集中体现为“卡夫丁峡谷”问题。

这为比较文化哲学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和背景, 不仅将文化比较提高到哲学层次, 而且开拓了其理论视野, 深化了其理论根基。

四、宏大叙事观照下的微观研究

以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为标志, 西方国家此后广泛兴起了一场“新社会运动”, 比如反核武器运动、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民权主义运动、反独裁主义运动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些新社会运动是扎根于基层生活场景之中的, ……其基本策略就是自下而上地改变现实生活。”[7]287具有明显的微观、多元、分散、偶然的特点, 很难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而化之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以解释。由此在文化哲学中就兴起了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微观研究潮流。

在文化哲学的微观主义潮流澎湃涌动的现时代, 马克思主义显然受到了挑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只有宏观视角?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微观视角?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开拓微观研究?这些质疑开始抛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关于这些问题, 多年前萨特就给出了很好的回答。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作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 存在主义仍然是研究现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1]21其指出在整体性上宏观地研究人类历史,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合理学说, 但是在微观的具体研究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不足的, 是需要发展和补充的。

那么是不是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微观视角?是没有人的人类学呢?答案是否定的。萨特认为原始的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不缺乏个体维度的, 甚至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只是在构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 宏观视角盖过了微观视角, 特殊性没有得以发挥。而如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抽象的具体是思维的特点, 并试图用普遍性代替特殊性。[1]44-45因此萨特得出结论, 即使在新的条件下, 马克思还是充满生命力。他说:“这种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发展起来的, 它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1]18“不是以第三条道路或者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来抛弃马克思主义,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1]71

接下来是如何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微观视野, 以及如何处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关系。萨特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人又是整体”[1]192也就是说, 两个视角是融合为一的,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而且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 处于一种动态的整合过程中, 微观是宏观统摄下的微观, 宏观是微观整合中的宏观。“如果说某种变现为多样性的综合统一的事情确实应该存在, 那么, 这就只能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统一, 即一种行动。”[1]180

最后萨特强调了中介方法, 认为中介方法, 或者说前进———回溯的方法, 是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融合的关键。“实际上, 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再长期失去可以从中获益的中介, 因为中介能使它从一般的和抽象的规定性转入某些特殊的和个别的特点。”[1]54不是社会基本结构直接决定个人, 个人直接从属于社会整体, 而是在个人和历史条件之间存在中间环节, 我们要重视家庭、社区、街道、学校、团体等微观环境, 关注个体心理、情感、性别、种族、地位等。这样才能形成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完整视角, 宏观、中介和微观之间的视线转移完善了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

五、批判理论观照下的文化危机研究

文化危机是现实的文化问题, 而且带有综合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是文化哲学问题。文化危机的综合性, 是指它表现为文化的整体失态, 统摄民族、政治、经济、艺术、伦理等具体文化形式;文化危机的民族性, 是指它一般以国家民族为文化主体, 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整体困境和反思, 而且具有特殊性;文化危机的时代性, 是指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尤其在世界历史的今天, 共同的价值理念导致世界文化的普遍危机。

文化危机是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当一种文化模式充分发挥作用之后, 往往会从示范状态进入失范状态, 文化主体会就此展开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 最终出现3种结果:文化变革、文化转型和文化消亡。由此观之, 文化批判对于文化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批判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文化危机的走向。

在西方发达国家, 文化危机是内源性的, 主要是指启蒙理性的危机。这种工具理性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现代性问题, 比如人的异化、生态污染、科技失范等。中国的文化危机比较复杂, 是外源性危机激发下的内源性危机, 不仅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批判, 而且要保持对于西方文化的冷静态度。

中西方学者就自身的文化危机都展开过相当广泛且深刻的文化批判。在西方现代哲学中, 胡塞尔晚年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对于个体悲剧境遇的阐发、维特根斯坦晚年关于日常语言的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都从不同侧面描述、反省和批判了西方的文化危机。其中最为激进的有两个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理性作出了全面否定, 主张去中心、去本质、去权威的多元文化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 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和心理机制批判等主题, 程度不同地倾向社会主义的文化模式。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 主要有4种文化批判的观点, 分别是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和综合创新文化派。如前所述, 文化批判的目的是挽救文化危机, 成功进行文化变革或者文化转型, 而文化演进的价值取向是推进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因此, 在众多的文化批判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最具革命性。马克思继承了西方文化的批判精神, 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到文化人类学批判, 全方位地展现了自己的批判理论的脉络。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为基础, 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批判, 而且始终坚持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 并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的生长点上发出的绚丽枝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文化危机的最终解药。

参考文献:

[1][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上) [M].林骧华, 等, 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2]霍桂桓.文化哲学论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6]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7]欧阳谦.文化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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