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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及其治理论文(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9-03-21 09:31:52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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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错误社会思潮主要通过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来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的“批判范式“”引领范式”在消解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时会出现“失效”现象,治理范式是实现社会思潮善治的新选择。为此,要构建兼顾治理秩序和治理活力的一元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思潮协同治理格局;健全预警监控与民意表达相统一的社会思潮治理机制;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思潮治理方式。

[关键词]错误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威胁;治理范式;善治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170习近平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观念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当前,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面临多重矛盾,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如何有效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

一、辩证关系:正确认识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当前,有关社会思潮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社会思潮公认的定义并未达成。国外多本知名工具书均未收录“社会思潮”词条,国内对于社会思潮定义也是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关于社会思潮概念界定影响较大的是清华大学的林泰教授,他在肯定社会思潮“综合说”和“中介说”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了“中介说”把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思想体系割裂开来的不足,揭示了“综合说”没有明确思想理论在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的缺陷。林泰教授超越“综合说”和“中介说”,认为“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时代(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的,反映社会历史走向诉求的,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3]3-4。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在研究社会思潮时仅从消极意义上认识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中性概念,从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关系出发,可将社会思潮划分为“支撑类的社会思潮、中立的社会思潮以及对抗的社会思潮”[4]53。作为社会意识的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复杂多面的,所以社会思潮也具有复杂性,因此不能将“社会思潮”窄化为“错误社会思潮”来理解。

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确证主流意识形态所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在党的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未对“主流意识形态”给出明确界定。学术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指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主流”这个限定词的运用场域应该是社会,因为“在‘单一制’的政治制度框架以及‘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的政治文化中……不存在一种强大到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其他政党意识形态,因而也就无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之说。只有在社会层面,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才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关系,主流与非主流的序列格局就是在这种竞争中确立起来的”[5]85。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元化主体地位。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运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所指不会是停滞、静止的,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发展。安全可以理解为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危险和损失,因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来的一种无危险、无危害、无损失的客观状态。

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属社会意识范畴,共处于社会意识的统一体中,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由于社会思潮具有历史性、复杂性、变化性等诸多特性,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界定社会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应当说,支撑类、中立类的社会思潮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引领,其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提供宝贵的时代养分,从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善,起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因此,支撑类、中立类的社会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抗性的错误社会思潮由于其价值观念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存根本对立,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威胁,例如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淡化和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制造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因此对抗性的错误社会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关系。由于错误社会思潮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形成较大威胁,本文着重分析错误社会思潮传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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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解认同:错误社会思潮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式

错误社会思潮指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根本对立,危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潮。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会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历史上由于错误社会思潮的泛滥曾导致苏联解体,引发“八九政治风波”。当前,错误社会思潮主要通过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来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一)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改革开放以来,在 党的领导下,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 断提升,实践证明,党领导人民走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现实性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产生归属意识,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渐趋 激烈,一些错误思潮试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其中声浪较大的当属“普世价值”思潮。“普 世价值”思潮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颂扬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为超阶级、超历史、超越民族的人类最高文明, 认为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任何民族的 前进道路都必将回归资本主义的价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最高文明”相背离。显然, “普世价值”思潮旨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图将我国的发展道路引向资本主义轨道。“普世价值”思潮的传播具有极强的迷惑性、虚伪性和危害性,它使得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社会思潮的人们受其蒙蔽,思想出现混乱,从而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

(二)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中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适合中国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激励人们积极追求物质利益,一些错误思潮,例如“个人主义”思潮歪曲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出发点为“人性自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出发点是为自己,把抽象的、孤立的个体看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认为“个人主义”是指导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唯一理论,主张以人性自私 的“经济人假设”指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妄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从未否认个人利益,只是反对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私人利益。“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7]199。“个人主义”思潮者抛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空谈人性自私,这些“玄想家们”用抽象口号将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也说成是自私,使不明“个人主义”思潮本质的人们产生思想混乱,消解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

(三)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制度模式,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才有生命力,才能被人民所选择、所坚持、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立足国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一些错误思潮,例如“西方多党制”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西方多党制”思潮鼓吹多党制是体现“普世价值”的议会民主制度,只有多党轮流执政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维护公民利益,否则就是专制,就是为统治者谋利益。“西方多党制”思潮的本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必须予以高度警惕。除“西方多党制”思潮外,“新自由主义”也是不容忽视的错误思潮。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彻底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效率高,符合人性,是市场经济唯一基础,反对公有制,主张完全市场化, 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者还极力攻击我国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是“怪胎”,主张取消所有制分类,不分国有、私有和外资,“新自由主义”思潮看似是在论证私有制的正当性,看似是在说明市场化的合法性,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消解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

(四)错误社会思潮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一些错误思潮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攻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其中典型。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矮化中华文化的同时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极力美化西方文明,鼓吹“蓝色文明”,主张“美国模式”,倡议“全盘西化”,以此消解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被历史、实践、人民检验的优秀文化,历史虚无主义者深知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简单否定和曲解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所以他们往往打着“学术研究”“还原历史真相”“重新认识历史”等旗号利用互联网技术曲解历史,否定、贬低民主革命,丑化、矮化英雄形象,诋毁、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此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思想多元、泛娱乐化的今天,缺乏历史知识、丧失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极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蒙蔽,从而消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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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范式:实现社会思潮善治的新选择

探寻消解错误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影响的路径一直是学术界聚焦的热点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专门对社会思潮研究范式进行研讨的文章极少,但多数研究成果聚焦于以“批判范式”“引领范式”来研究社会思潮是不争的事实。“批判范式”坚持问题导向,旗帜鲜明地指出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危害,在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过程中纠正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想或观念,能有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轨道上来。“引领范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多元思潮中明确主导,在复杂多变中把握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持续地为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批判范式”,还是“引领范式”在面对错误社会思潮挑战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场域中出现“失效”“失灵”现象。

单一“批判范式”下以显性直接的表现方式, 按照“批判—接受”的模式批判错误社会思潮, 话语以严肃批评、强硬说教为主,这种方式就会使得一些人产生枯燥、单一、居高临下的感觉,而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往往以幽默语言、流行话语呈现, 追求“与众不同”,以“异端”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们思维活跃、追求潮流的特点,使得不具备辨别能力的人们受其蒙蔽、欺骗,这种情况下批判范式就会出现“乏力” 现象。单一“引领范式”下“引领社会思潮本身需要一定的条件,引领要考虑必要性,更要考虑可行性……再加之‘引领’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 而造成某些负面社会思潮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单一途径的‘引领’往往力不从心,这也需要应对途径、领域的新突破”[9]27。

因此,可以尝试一种新的范式——“治理范式”出发来探寻实现社会思潮善治的路径。需要强调的是,治理范式是对批判范式和引领范式的积极扬弃,并非是完全否定。对社会思潮的治理不能处于批驳、论战、到处“灭火”的境遇,“你们能够说服耳朵不听的人么?”[10]2 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任由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错误社会思潮滋长泛滥。社会思潮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实现社会思潮的善治,社会思潮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对社会思潮的合作治理,是在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基础上既追求正确思想传播的全覆盖,又致力正确思想传播的强渗透,既筑牢人们的思想防线,又厚植人们的精神家园,是社会思潮治理的最佳状态。

(一)构建一元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思潮协同治理格局

当前,国内思潮异常活跃,国外思潮大量涌进,各种思潮相互交织,错误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隐形化,传播内容生活化、大众化明显,可以说我们面临的社会思潮治理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因此, 社会思潮的治理仅仅依靠党和政府是无法实现善治的,为此,我们要构建一元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思潮协同治理格局。

一元主导指的是社会思潮的治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一元主导既能保证社会思潮治理的方向,又能保证社会思潮治理的秩序,是社会思潮治理的根本要求。中国的社会思潮“治理”不能等同于西方治理语境中的“多中心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8]20。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思潮的“元治理者”,社会思潮要实现善治,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指的是社会思潮的治理需要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其中,需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积极参与,多元主体参与能保证社会思潮治理的活力。在互联网技术、自媒体以及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对社会思潮的有效治理已经不可能是一元主体可以实现的。以社会组织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 例如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科技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服务组织等如雨后春笋涌现,它们是社会思潮治理可以且必须依靠的对象。习近平曾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2]。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思潮的治理有益于充分汇聚社会力量,实现高效的社会动员,提升治理实效性的同时在全社会形成一张稳定可靠、坚强有力的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网。

(二)健全预警监控与民意表达相统一的社会思潮治理机制

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是有过程的,治理社会思潮需要对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因此要健全完善社会思潮的全过程治理机制。一方面,要健全预警监控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健全预警监控机制既是有效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思潮善治的客观要求。预警要求把握、遵循社会思潮发展规律,在全面掌握各种信息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对人们未来的思想状况进行科学预测,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传播范围、所影响依附的主体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科学预测。监控要求全过程监测社会思潮的运行状况,准确辨识各种社会思潮的性质、影响与本质,厘清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 明确何种社会思潮必须坚决予以反对,何种社会思潮可以凝聚共识,何种社会思潮需要加强引领, 从而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要健全表达民意机制。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11]125。社会思潮的治理也要讲究辩证法,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党的领导确保社会思潮治理井然有序,健全表达民意机制确保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保证社会思潮治理充满活力,从而形成以沟通、组织、合作等协同途径开展的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模式。健全表达民意机制就是要探索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体之间的多维沟通机制,疏通社情民意表达通道,提供民意表达平台,让人们有渠道去充分发声,让党全面深刻把握社情民意,从而有针对性地对民意集中的社会思潮进行科学引领,对错误社会思潮所依附的主体及其影响对象传播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从而提升社会思潮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思潮治理方式

虽然学界对于“治理”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但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12]2 的观点启发我们,治理社会思潮需采用“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硬治理”指的是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不动摇、高举马列旗帜不松手、沿着正确道路不停步、朝着宏伟目标不懈怠,采用法律法规、行政法令等直接硬性命令方式对社会思潮、尤其是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治理。习近平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3]。“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4]。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隐蔽激烈,网络也成为多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发声的重要空间。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自由、开放、隐秘等特性。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软件与硬件重叠交错、跨界影响,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国家之间、群体之间运用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渗透攻击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定要采用“硬治理”的方式来治理网络社会思潮,要监控中外合资网站,堵住消极信息来源,过滤民营网站信息,净化网络意识形态,巡查学术组织网站,清除蛊惑信息源头,屏蔽国外境外网站,拒绝反动信息传入。

“软治理”包括“以文化人”和“展示文化魅力” 双重维度,“软治理”其实并不软,“软治理”方式利用好会转换为真正的硬治理。一方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化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23。通过文化的力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筑牢人们基本的思想防线,优化人们的精神生活,构建人们丰满的精神家园,增强人们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能力,让错误社会思潮在国内无处可传,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提升文化传播智慧。长期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应对国外错误社会思潮挑战的时候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总是着眼于批驳错误思潮,常常陷入被动的疲惫迎战境地,陷入“说理声不大、有理传不开”的困境。治理社会思潮不仅要能够有力批驳、有效回应、高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更要能提升智慧水平,化被动为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展示文化魅力。习近平强调“: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15]161。“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 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 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16]315-316。通过优秀的文艺成果向外国民众讲故事、传声音、亮精神、展风貌有利于拓展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空间,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认同感的正确选择。需要强调的是,对外全面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霸权地位和科技优势实施“文化输出”战略的全面超越。展示文化魅力看似“软”,实则“硬”,对外来社会思潮的治理更具有根本意义和长期意义。只有将简单、快效的“硬治理”和更具根本、长期作用的“软治理”结合起来,才真正有可能实现社会思潮的善治,从根本上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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