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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和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论文(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9-01-10 12:38:32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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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具体论断到根本立场方法的转变,进而为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认识提供了思想指导。思想解放超越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简单化和模式化理解,社会主义由一般到特殊,其优越性也由抽象到具体,为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解放思想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和动力源,但解放思想不是以否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标识的,它改变的是那些曾经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但如今已经不再适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思想和做法,所以,解放思想始终遵循着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法。

[关键词]解放思想 社会主义本质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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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取得连续性的大发展的,而具有奠基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史称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伟大成果主要有三:第一大成果是通过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个人而提升到如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而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大成果是第一次开始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理论自觉,社会主义从此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的单一到具体的丰富;第三大成果是实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怀疑,初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第一大成果是产生第二大成果的思想前提,第二大成果是第一大成果的必然结果,第二大成果又成为第三大成果的制度保障,第三大成果是前两大成果的实践验证。而关于第二大成果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与认识的深化是所有成果中最为关键的,因为第一大成果主要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不是原创,而且它的直接目的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性问题,才有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后来的巨大建设成就。那么,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观有着怎样的贡献呢?它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彻底的颠覆, 还是合乎逻辑的历史演进?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以便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借鉴。

一、解放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解放思想如今已经提升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灵魂,这是因为能否解放思想关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最根本问题的回答。邓小平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这样的科学阐释:“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 解放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不断改变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认识和价值信仰,使其符合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虽然解放思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动力源,解放思想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是,解放思想有自发和自觉、主动和被动之分,人们唯有自觉地运用科学世界观来武装头脑,才能使解放思想变成自觉自为的革命性行动,更有效地推动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解放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决定了我们党在掌握它时必然要经历由片面到全面、由现象到本质的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认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教条主义。特别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巨大成功后,人们便极容易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升为信仰而固化之,此时任何试图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都可能被指责为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那些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大多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过去那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许多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所罗织的禁锢思想的“大帽子”。甚至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用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证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辩证态度是科学的,并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正是在这一理论成果指导下取得的,但仍然有人指认为这一理论成果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制度和目标,怎样进一步去坚持和发展,就更需要解放思想,因为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我们原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毫无经验,苏联的成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可资借 鉴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更兼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 居,向外错误地输出革命,要走与苏联不同的社会 主义道路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阻力。邓小平在 总结思想不解放的教训和后果时指出,思想不解放就会僵化,“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 “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 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 党亡国”。[2] 我们要想改变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不再依附于他国的成功经验,必须解放思想,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走 自己的路。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提升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 宝”的政治高度。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然始终伴随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改变,并在这一改变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不断深化和提高。这也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每一次思想解放总是伴随着艰苦的探索、激烈的思想斗争甚至是路线斗争。因为它归根到底不是一般地改变某种无足轻重的思想认识,而是涉及对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涉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知。因此,对少数解放思想的先觉者来说,要冒着被指认为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政治风险。对被要求解放思想的人而言,他们同样面临着部分原有政治观念被颠覆的内心痛苦。发端于1978 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 绝不简单就是解决关于正确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认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其表面上所呈现的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而是要修正党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原有认识。对前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决定了对后一个问题的实践操作。邓小平曾批评党内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时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3] 邓小平在此告诉我们,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基于过去成功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视为马克思主义,违背这一论断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则认为,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和立场,更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明确地向世界宣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实事求是, 进而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很难,因为它需要改变人们原有的一些认识,那么,在“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同样艰难,因为这需要改变对原有固化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信念。例如,在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过程中, 面临的巨大阻力不是来自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触碰到了人们内心的信念,导致了丧失原有政治信念之痛。恰如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老支书所担忧的那样,当年搞合作社,许多人不愿意,我们费了那么大心血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搞起了大集体,现在却要打破它,这不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吗?许多人发出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哀叹。因此,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 当然,那时仅仅从理论上来教育和说服人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未必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只好允许让先觉悟者来先行先试,用事实来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也有力地推动了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破除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固化理解。

二、解放思想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深化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成功后所必须面对的根本主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决定性地受制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形态和目标追求,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非常系统而严谨的理论建构,更没有周密而科学的方案,而且他们也反对制定这样的方案。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同时也是共产党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不是一般的理论文章,即使是理论文章, 它也具有其他文章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5]

共产党宣言》是党纲,而党纲具有至上的权威性,是必须严格执行的,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结论性的论断在苏联成功实践应验后便提升为不容置疑的信仰。《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 由此可知,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无论是当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化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邓小平曾说:“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7] 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必要就在于,从规律意义上讲,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如果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那就只能是少数有产者的政权,因此必须将各种形式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 从指导思想上讲,《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的核心论断是“消灭私有制度”,这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理论的核心,是任务中的任务。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依据——如果公有制不纯或公私杂混显然就违背了指导思想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了。当然,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又如何从实践角度来把握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具体运行公有制,就需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规律的高度上看,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然而,公有制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能仅停留在哲学本体论的抽象层面上,从价值逻辑上看,公有制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它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是说,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必然是因为它具有现实的先进性。但是,如果在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后不顾生产力不均衡发展的复杂性,一味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就难免流于将科学真理教条化,最终导致生产效率反而会降低,兼之长期坚持分配上的“大锅饭”事实上又构成了变相的剥削,反而会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时,主要是从公有制这一特征层面或形式要求(相对于生产力这一内容而言它是形式)而非其背后更实质的内容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这也是认识发展必经的初始阶段。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谈话时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突破了“特征论”思维而深入到了本质论,公有制的好不是抽象的好,它要表现在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表现在使人民群众更快地共同富裕起来。

在超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化和教条化的理解,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路径后,从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主题词的变与不变的演进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演进与深化。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题目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主题词的演进过程:“社会主义”(1982 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 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2 年)。从这一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词始终未变,变的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特殊规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即从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般共性的存在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是哲学层面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抽象的,人们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和规则,但遗憾的是,我们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把二者简单等同了。正如普遍性不能脱离特殊性,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才能得以存在一样,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大致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社会主义这一共性只能存在于各国具有本国具体面貌的特殊的社会主义之中,正如水果只能存在于具体的苹果、李子中一样,社会主义也只能存在于各国具体的具有丰富性、特殊性的社会主义中,科学社会主义之一般在中国的存在样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是,当我们想突破哲学意义上即普遍的社会主义而探索特殊的社会主义存在时,原有的政治信仰便会形成路径依赖,导致人们怀疑这是不是在搞修正主义。至今还有人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显然是思想解放不够甚至是思想僵化保守的表现。

综上所述,对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探索的社会主义之路不能用历史虚无的态度来对待,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及中国的现实条件所能选择的样态。在社会主义制度初创阶段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普遍规律, 对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必然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解放思想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评价标准从抽象到具体的演进

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这既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对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旧社会、旧制度不过是经济上极度贫困和两极分化、政治上极其专制特权和文化上极其落后的象征。在新社会里,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实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人人都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了生产成果相对均等化分配,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同时,全民享受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权。这些人们梦寐以求的根本权益都得到了满足。这也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根据历史条件所能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依据,也是依据当时历史条件的创造,对这一模式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进行抽象的否定性评价。随着公有制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精神面貌有了质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热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调动,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段历史作了全新的评价:“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9] 这就是说,那时所建立的制度是 “先进社会制度”,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今有些人对当年所设计的经 济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持简 单否定态度,这并不客观,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适合 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的经济制度,即使在今天要求全 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 景下,我们也要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而绝不是要 搞私有化。即使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 放任生产的盲目性,而是要提高生产的计划自觉, 避免盲目生产所带来的浪费,反对将计划与市场二 元对立的思维。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 有效的市场和有力的政府监管二者相辅相成。有人 可能还会指出,当年的平均分配肯定是错误的。其 实,对此也要分历史阶段进行不同的评价。在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初,我国经济是建立在以农业 为主的非常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还没有摆脱 靠天吃饭的状况,物质财富极其有限,如果严格按 劳分配,在当时又不可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 机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现象,这就是说,在 物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分配更具有 道义之必然,是合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必然 选择。只是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后,大锅饭的 平均分配方式中奖懒罚勤的不足才逐渐显现出来。分配方式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但分配方式一旦 确立后容易形成经验性依赖,而要抛弃过时了的分 配制度,就需要解放思想,依据发展了的生产力状 况确立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 分配体系。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论断告诉我们, 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不科学,并非是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正确。当然,评价一种制度是否优越,既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论评价,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评价而不去考量它在现实中是否仍然能保持其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私有制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必然带来残酷的剥削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唯有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消灭无产阶级被剥削和压迫的根源。然而,这只是理论的逻辑,这一理论逻辑转变为实践逻辑是需要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觉悟的极大提高为前提的。在实际生活中,绝不是简单按照形式逻辑那样,非A即B,即 既然私有制度必然存在着剥削,阻碍生产力发展, 那么,搞了公有制,这些问题就必然会迎刃而解。当生产力水平较低以致主要以简单的手工工具来劳作或只能进行小作坊式工业生产时,大集体的劳作方式不仅产生不了高效率,还会出现比个体化劳作更低效的情况。特别是在人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条件下,忽视劳动付出差异性的生产结果的平均分配,就意味着通过刚性的制度将劳动能力强的人和勤劳者的劳动成果无偿地转移给了劳动能力低的人和懒汉,这样必然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还鼓励了懒汉的懒惰行为。公有制具体怎么搞才更能体现其优越性,需要依据生产力的状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1978 年9 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判断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是否能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是否能得到更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0]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上世纪80 年代初,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因为我们不再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正视了生产力水平的现状和尊重了农民的物质利益需要,实施了比仅仅在形式上看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更具有实质性公正的按劳分配。邓小平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和辩证思维的角度肯定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利益需要的必然性,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 他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12] 他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是其实践的根本动力,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民群众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人民群众利益满足的状况进而其劳动积极性激发的状况是评价历史的最重要的标尺。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提出了评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 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是对仅仅从公私制度这一抽象评价维度的超越,它也为后来的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信仰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参考文献:

[1][2][3][4][7][10][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142-143, 114,312,313,128,146,352.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0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8][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72.
[9]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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