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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统治区生态环境略考:动植物多样性出乎意外

发布时间:2018-06-26 23:28:57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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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朝统治区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大象曾在南方广泛分布,象齿被北魏统治者认为是南方的重要土特产,这表明南朝统治区生态环境状态良好。这是因为南朝统治区虽然已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由于气候条件温暖湿润,劳动力较少,开发水平相对较低,原始生态环境没有受到较大影响,相当一部分地区还处于原生状态,所以总体生态环境状态良好。

[论文关键词]:南朝 生态环境 象 人口密度

现代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要素间籍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互相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复合体。”[1]同时,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生命支持系统(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四种基本成分。绿色植物属于生产者,而动物则属于消费者。” [2]由于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自发的调节功能,所以,在没有人为干涉的前提下,植物或动物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生态环境状态良好。

何德章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列举了大量史料,认为南北朝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好转。无论南方和北方,均有老虎和大量鹿类动物出现,人文历史论文并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认为其他物种如獐、野兔、野鸡、野猪、野鸭、熊等成为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食物。野生动物丰富,表明黄河流域有较多的森林或次生林。同时,指出南方自然生态环境不是好转,而是由于开发不够,生态环境本来就没有遭到重大破坏。[3]

鉴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南方相当多的地方在南北朝时期仍处于处于原生状态。南北朝时期,南方不仅老虎和鹿广泛分布,大象也在南北朝的正史中多次出现。“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4]。零陵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地区,洮阳地址不详,安成在今江西吉安地区。白象可能是普通大象的变异品种,史书把白象作为祥瑞记载下来,可见今天的湖南和江西省,在南北朝时期普通大象是比较常见的,这正如史书中把白虎、白鹿、白雀单独罗列出来一样。后废帝元徽年间(473—476年),“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攸之自出格杀之”[5],“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象三头度蔡洲,暴稻谷及园野”[6],江陵就是今湖北江陵,蔡洲在今南京市西南长江沿岸。这两次出现的象应该属于野生大象,而沈攸之格杀野象的事例正好表明,野生普通大象和白象不同,它不属于祥瑞的范畴,因而可以随意捕杀。至于宋顺帝时出现的大象,更是野象毁坏农作物的真实写照。另外,《宋书》和《南史》并无南方政权向刘宋进贡大象的直接记载,当时在今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小国基本上和南朝各政权保持着依附关系,会向刘宋进贡大象,但这些大象只能在刘宋王朝的苑囿中喂养,不会在野外出现。可见,在整个刘宋时期,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野象曾经广泛分布,不是什么稀有动物。

所以,崔浩在劝阻明元帝乘刘裕新丧进攻刘宋政权时就说:“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7]。在崔浩眼里,象齿是南方的土特产品,后来,正如崔浩所说,刘宋政权两次向北魏赠送“驯象”,据《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附子义隆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九月,义隆遣赵道生贡驯象一[第2136页]”,“(太延)五年(438年)十一月,义隆遣黄延年献驯象[第2137页]”。这正说明无论是“驯象”还是野象,在刘宋统治区的南部都是常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大象在我国南方数量庞大,建模论文范文相当普遍,而是指南北朝时期大象曾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南北朝时期盛产大象的地方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今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小国:有林邑国、扶南国、狼牙修国等等,这些小国基本上一直和南朝各政权保持朝贡关系。林邑国国王“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吉贝伞,以吉贝为幡旗”,[8]扶南国“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9],狼牙修国“王出乘象,有幡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10]。上述刘宋赠与北魏的“驯象”有可能就是这些南方小国进贡之物。这些南方小国由于盛产大象,因而能够大批驯化供人使用,而汉族政权并未驯化大象,就是因为汉族统治地区大象数量较少。《宋书》卷七十六《宗悫传》记载,刘宋元嘉年间讨伐林邑国,“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悫曰:‘吾闻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邑”。

在这次战斗中,林邑国使用大象参战,且数量巨大,“前后无际”,[第1971页]而刘宋统治区虽也有大象广泛分布,但并没有把大象用于战争,所以,这说明,刘宋统治区内大象数量和完全处于热带地区的南方小国相比还是较少的,并没有成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刘宋王朝之后,大象继续出现,南齐“永明中(483—493年),南海王子罕为南兖州刺史,有獐入广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广陵”[11],广陵即今江苏扬州,这个地点比刘宋时期的出现地点要偏北,更令人惊奇的是,扬州在长江北岸,也就是说,这次野象出现的位置不仅向北扩展,而且越过了长江。如果不是长江南岸的大象北移,那么就表明,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长江北岸也有大象存在。《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记载,“(永明)十一年(493年),白象九头见武昌”,梁(天监六年〈507年〉三月),“是月,有三象入京师”[12],从描述来看,也应当是野象。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其食量当然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它们生存的环境必然草木葱茏,食物丰富。这就说明,南北朝时期我国的南方生态环境良好,有相当一部分地方仍处于人类生产活动尚未造成根本影响的原生状态。

以上的统计和分析从侧面探究了南朝统治区的生态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许多文人雅士或愤世嫉俗、或逃避战乱,纷纷优游山林,寄情美景,写出了大量的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文辞赋,从而使我国诗歌史进入了一个转折期。[13]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玩味那些风雅词句,论文也可以体验优美的山水景色,而且也能从中考究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南朝刘宋时期谢灵运的《山居赋》就是其中的代表。谢灵运乃东晋车骑将军谢玄之后,南朝大姓,因得不到刘宋政权的重用,愤而隐居会稽郡始宁县,即今浙江绍兴以南一带。其《山居赋》一文详细描述了当时当地的湖光山色,物产资源,真实再现了今浙东地区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谢灵运所居之始宁墅,“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15],处在湖水围绕,群山环抱之中,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环境中,生长着众多的动植物。

赋的行文讲究工整,《山居赋》记载动植物品种,也多以四字为一组,四组为一句,所以除去药物和竹子外,每一组记载的物种大都是16种,但实际上自然界中的物种是不会如此整齐的。谢灵运作为一个文人,不会把他所见到所有物种都记载下来,所以他在《山居赋》描写树木的自注中就说:“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因此,表中所统计的动植物种类只是当时当地物种的一部分。即使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数也是不少的。另据王欣、胡坚强的统计,《山居赋》中出现具体名称的乔灌木有约38种,陆生草本植物44种,水生植物18种,竹类10种,动物约53种。[17]谢灵运所描述的树木,“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出门沿途所见,“则乔本茂竹,缘畛弥阜”,野外登山游览,需要“翦榛开径,寻石觅崖”,有一次竟然役使数百人在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致使林海太守王以为是山贼闹事。

可见,今浙东地区在南北朝时期生长着相当茂密的原始森林,以至于成了交通的障碍。当然,这里既然有人居住,就会有生产活动,谢灵运的山墅也不例外,园林之内,“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香粳。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估计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已经开垦成了农田,种植着丰秫、香粳、麻麦粟菽等各种农作物,水田和旱田并存,同时,谢灵运还不断的扩大田地面积,仗着“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后来,还两次向宋文帝上书请求决湖为田,一次是在离其居住地较远的会稽东郭“回踵湖”,另一次是在始宁县境内的湖,都遭到会稽太守的拒绝。由此可见,谢灵运山居之处的土地已经开垦得差不多了。但即使这样不断地开垦,也未见当地的原生状态得到改观。

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水平有所倒退,就是在一些开发较早的地方,也出现了荒榛遍地的现象。元嘉年间(424—453年),刘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寿阳,当时“芍陂良田万馀顷,堤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18]。芍陂修治于战国时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淮河流域地区历史上早有开发,远的不说,曹魏时期,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以溉稻田,官民有畜”[18]。

而这种万民归附,大修水利,因而“官民有畜”的状况到了南北朝刘宋时期,却是“树木榛塞”的荒芜景象,这说明南北朝时期我国南方地区虽经过了长期的开发,但由于气候条件优越,生态环境并未遭到彻底改变,仍以原生状态为主。这实际上和当时的人口分布状况有关,根据袁祖亮先生的研究结果,西晋时期(太康元年),四川、湖北、湖南、浙江、安徽、江苏、云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12省范围内总人口共有6831304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7.3%,而河南、河北、山东三省范围内当时的总人口数就是7115165,占38.8%,隋朝时期(大业九年),上述南方12省区范围内总人口数是11558774,比重为25.19%,北方三省范围内总人口则为24312271,比重为50.8%。在人口密度方面,西晋时期北方三省均在每平方公里10人以上,南方以湖北、浙江、江苏、安徽、湖南人口密度较大,但都低于10人/平方公里,隋朝时期,人口密度大大提高,北方三省范围内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33人以上。

今河南省范围内在当时最高,达到59.7人/平方公里,而上述南方十二省区范围内人口密度都在16人/平方公里以下,安徽、湖北、江苏较高,分别是15.9人/平方公里,15.0人/平方公里,12.9人/平方公里。而浙江和湖南分别由西晋时期6.8人/平方公里、3.3人/平方公里下降到隋朝的4.1人/平方公里和1.2人/平方公里。[20]这说明,虽有西晋末年直至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方人口到隋朝时期无论在总量和人口密度上都远远低于北方,人口总数较少,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开发能力当然相对较低,再加上南方总体上开发较晚,所以生态环境良好甚至处于原生状态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7]:王 欣、胡坚强《谢灵运山居考》[J],《中国园林》,2005年第8期,第73—77页。
[18]:沈约《宋书》卷五十一《宗室传·长沙景王道怜传附子义欣传》[M], 第1465页。[!经济文章发表--empirenews.page--]
[19]: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十五《刘馥传》[M], 第463页。
[20]: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第230—232页,第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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