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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两京武学的会举(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7 22:19:10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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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特设会举制科, 考取两京武学官生选充京军要职, 以拱卫明皇室。会举首行于成化二十三年 (1487年) , 10年一次, 逢丁年举行, 嘉靖以后为6年一次, 逢巳、亥年举行。会举考试的范围仅限于系籍两京武学的功臣后裔、官贵子弟, 竞争不足, 规制不严, 成为特权阶层出任军职的捷径。尽管会举为武官世袭制度引入了考试选拔的要素, 但其对明代军政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关键词:
明代; 会举; 两京武学; 世袭武官;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明代兵部运行机制与中央军事决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4XJC770001;

《明史·选举志》载武官之选拔, 有“三岁武举, 六岁会举, 每岁荐举”。其中, 会举是考试选拔两京武学官生的制度, 因史志记载不足, 少有学者论及 (1)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收录了几件有关会举的档案, 本文以之为线索, 钩沉史实, 或能稍补史志之阙, 丰富对明代武官制度及教育、科举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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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举的开设

会举的开设缘于两京武学的建立。明朝实行卫所武官世袭制度, 武官子弟平日在卫所观习军事, 父兄老故后袭职。明初尚无培养教育武官子弟的专门政策, 洪武二十年 (1387年) , 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 立武学, 用武举”, 未获明太祖允准 (2) 。建文年间, 明廷曾设应天“旗手等四十四卫武学及置锦衣卫带管优给武学所教授” (3) , 这种每卫均设的武学或即洪武朝已有的卫儒学, “靖难”后革。正统六年 (1441年) 三月, 明廷下诏荐举将才, 群臣推举都指挥纪广等44人应诏, 得旨:“为将非谙韬略不可, 广等其读《武经》《百将传》, 讲究方略, 练习武艺, 俟试而用之。” (4) 五月, 明廷“开设京卫武学, 除教授一员、训导六员”, 纪广等51人和熟娴骑射的幼官赵广等100人入学 (5) 。正统七年四月, 明廷又“设南京京卫武学” (6) 。以军事文化知识与武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武学正式成立。此后, 两京武学在景泰年间一度废革 (7) , 宪宗即位后重建 (8) , 以迄明亡。

两京武学分别由兵部武库司、南京兵部武库司一名主事负责日常管理。教学对象为两京卫所25岁以下 (嘉靖中改为20岁以下, 15岁以上) 的武官及尚未袭职的武官子弟 (舍人) , 谓之“武学官生”。教学内容包括儒家文化、军事理论与弓马武艺等方面。成化元年 (1465年) 出台的“学规”规定:“幼官、子弟所读之书, 《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取一, 《武经七书》《百将传》内取一。人习二书, 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 有志者不拘。必须熟读, 三日一温, 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讲说大义, 使之通晓。”同时, 每月“遇初二、十六日, 教官率诸幼官、子弟于城外附近空地演习弓马” (9) 。武学在武艺方面的教学内容不多, 是由于武学官生还要在京营的幼官、舍人营操练的缘故。

武学的管理在成化年间趋于完备。自成化元年起, 京营提督武臣、兵部堂官“每月一次, 轮流下学, 稽考勤怠, 以示劝惩” (10) 。成化十三年, 明廷进一步要求下学大臣要“考试诸生中某能对策, 某能骑射, 附注纪录, 岁终检阅奏闻”, 加以赏罚 (11) 。至于武学官生如何选拔任用, 最初的政策是根据培养效果, 不定期限, 不限名额, 随时拔擢。成化元年“学规”规定, 在学武官“果有武艺熟闲、长于智谋者, 许各该府卫从公礼荐, 以凭照例会官试验弓马、策略” (12) 。所谓“照例会官试验”, 指地方卫所或廷臣举荐武官到兵部试验弓马以备擢用之例, 是不定期举行的 (13) 。成化十三年, 明廷又令提督官年终奏闻武学官生“某可以为将, 可以坐营, 可以守备, 待以不次之擢” (14) , 只是在兵部备案而已。这种没有明确章程的政策, 易因人事更迭等因素而疏于执行, 不利于武学积极作用的发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 兵部认为“武学幼官、武生久未选用, 贤否不分, 非作养初意”, 奏准每10年一次, 兵部会同京营提督武臣考校武学官生, “择其策略弓马优者一二十人, 送各营、各卫, 俟有坐营、把总及掌印军政员缺, 以次补之。其武生候袭代之日, 如例补用。余十年以上不堪作养者, 宜悉黜之” (15) 。这就是会举。次年六月, 兵部上奏“试得京卫武学官生”焦洪等人 (16) , 可知会举首次举行是在成化二十三年。

这种考试制度谓之“会举”, 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式上由兵部、京营文武大臣会同考校。不过在实际运作中, 武库司主事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北京会举, 武库司主事孙“一禀于令甲, 视文义为去取, 一中贵家儿每月试不来, 公特抑之, 权家多失望者。比奏将上, 尚书欲易一人而不肯也” (17) 。二是参加考选的武学官生原则上须是“或策略可观, 或弓马闲熟, 屡居优列” (18) , “肄业久而屡试高等者, 合试之” (19) , 有会考、通考的性质, 故而得名。

二、会举的规制

会举考试分骑射、步射、策论三场。万历时人臧懋循所撰的一篇南京武学会举题名录序云:“初试之骑, 而射合者若而人;再试之步, 而射鹄加远, 而合者若而人;三试之对策校论, 以文辞合者仅若而人。” (20) 可见, 会举与武举的考试内容别无二致 (21) 。但是, 会举的举行时间、录取名额、任用规格等重要细节, 一般典籍并无具体记载。但一件崇祯元年 (1628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本档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北京京卫丁巳等科会举臣朱玉栋等谨奏, 为疆圉需才方亟, 微臣效用无阶, 恳祈照例一体授衔, 以弘作养, 以便图报事。窃惟圣祖优渥元勋后裔, 另开会举制科。六年一举, 重遴选也;额仅四十, 精简拔也。序列在三举 (按, 举字衍) 科武举之前, 擢用比会武中式之秩, 载在《会典》, 炳若日星。臣等叨荣入毂, 图报殊殷, 惟是止授带冠, 未加职衔, 裹革之志每怀, 推用之阶无自。故本年二月内, 癸亥等科会举【沈】亮、文继志等比照会武事例, 业蒙兵部复奉钦依, 准授署所镇抚, 鳞次注选。臣等均系会举, 共矢报效, 自宜雨露均沾, 因彼时或听用、奉差, 或随任、肄业, 未得一同题授。今会试已毕, 臣等数人业已齐集阙下, 恭逢圣明御宇, 文武倾心, 臣等世沐国恩, 久依辇毂, 益切仰瞻思奋。近十月内, 会举周素儒复蒙兵部续题俞请, 臣等报国之念, 自揣不后于诸臣, 我皇上如天之仁, 伏愿同推于一视。况北京会举, 裔出元勋, 人数有限, 推恩易施, 非与例外陈乞者比……为此不避斧钺, 合词上请, 仰祈敕下兵部, 将臣等查照先今沈亮、文继志、周素儒等事例, 题授职衔, 以须推用 (22) 。

首先是举行时间。会举首行于成化丁未年, 10年一次, 即逢丁年举行, 而档案则有“丁巳等科”“癸亥等科”。据《明世宗实录》卷9正德十六年 (1521年) 十二月丁亥条载:“命两京武学如旧例, 六年会举……先是, 正德中尝停革会举之例, 至是, 兵部以故事请, 从之。”似乎会举在正德年间停革, 此时才恢复并改为6年一行。然而, 正德朝有二年 (丁卯) 、十二年 (丁丑) 两个逢丁年, 正德十四年 (己卯、武举乡试之年) 九月, 有武学官生赵经等奏请, 兵部尚书王琼复准, 将“两京武学先年会举中式人员, 有愿应武举者, 免其乡试, 各于原卫并武学定注考语, 送部会试” (23) , 可知会举在此前仍有举行。以此推之, 或是王琼认为武举已经可以取代会举的功能, 在奏准“先年”会举取中人员可直接参加武举会试后, 就将会举停革, 王琼在明世宗即位后失势下狱, 其政敌彭泽出任兵部尚书, 一反其政, 会举停革之令被取消, 并改6年一行。不过, 会举恢复后并未立即举行。一是此时距上科仅4年;二是复行会举之议在年底报可, 已来不及在当年举行, 若行于次年, 嗣后各科就不可能在巳、亥年。而6年后的嘉靖六年 (丁亥) 也是个逢丁年, 正是新旧周期更替之机。这年三月, 兵部正式议上“武学六年会举事例”, 除举行周期不同外, 内容与成化二十二年之制基本一致, “诏如议行” (24) 。因此, 会举并未中断, 嘉靖六年起逢巳、亥年举行。崇祯十六年正月的一件兵部题行稿档案中, 有“新旧会举”张光祚等2人被推选为将的记录 (25) , 可推断崇祯十四年 (辛巳) 举行了最后一科会举。终明一代, 南北两京会举各举行了24科。

其次是录取额数。最初, 会举并无固定名额, 成化二十二年规定录取“一二十人”, 次年实际取中28人 (26) 。随着武学入学人数的增长, 会举至迟在正德年间已有名额限制。赵经等请求会举中式人员径送武举会试的理由, 是“会举中式人数与武举乡试相同” (27) 。王琼在正德十三年拟定武举乡试解额, “两京武学并各卫所”录取卫所武官各50人、旗舍军余等其他军籍人员各20人 (28) 。一般旗军不能入武学, 故赵经所言应是会举额数与乡试录取卫所武官名额相同, 即50人。前揭档案云“额仅四十”, 或是会举从10年一行改为6年后, 录取额数略有减少。由此亦可估算, 明代两京会举录取人数总计约在2000人左右。

第三是任用规格。明中叶以后, 都司卫所的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武职已成官阶性质, 武官要被兵部推用或督抚举用为京营、边镇的领兵将官以及都司卫所的掌印、佥书等才有实际的职务 (29) 。会举取中武学官生“送各营、各卫, 俟有坐营、把总及掌印军政员缺, 以次补之”, 这里的坐营、把总就是京营的军职。成化时, 明廷置十二团营, 每营兵1万人, 设坐营武官1员统之, 其下设把总20员, 分领营兵;南京诸营亦有坐营、把总等类似军职 (30) ;掌印军政官则是各卫的长官 (31) 。可见, 会举的基本功能就是考试选取武学官生充任军职。但是, 会举取中人员并非都能担任这些军职。首科会举后, 兵部上奏:“试得京卫武学官生指挥焦洪等七员、千户郑禄等七员、武生曹鉴等十四名……乞以洪等七人如例送补各营卫坐营把总、掌印军政员缺。禄等若以秩早, 概令回本卫所任事, 则与众无异, 无以激劝将来, 宜送亲军卫所擢用之。曹鉴等他日亦如例补用。”兵部的奏议大部分得到批准, 但“郑禄等七员仍回本卫所补缺” (32) 。可见, 只有指挥佥事以上的武官可以候补坐营、把总或卫掌印;千户以下武官因“秩早”即官阶较低而不具备资格;曹鉴等人则是尚未袭职的武官子弟, 只能等“他日”袭职后“如例补用”。所谓“例”亦是焦洪、郑禄等人的办法:根据世袭武职高低决定其任用规格。这是当时京营与镇戍将官的任职资格必须“类取于指挥” (33) 的限制造成的。取中人员的仕途因世袭身份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别, 低级世职和武官子弟即使成绩非常优秀, 也没有担任重要军职的机会。明后期, 选将资格“渐推广至千百户” (34) , 低级世职取得了与指挥以上武官同等的机会, 但武官子弟仍无资格, 须待袭职方能任用。万历四十年 (1612年) , 兵部请加授中式武官子弟所镇抚署职, 不支俸米, 未获批准 (35) 。据前揭档案, 直到崇祯元年二月, 中式武官子弟才一度“准授署所镇抚”, 获得了“鳞次注选”的资格, 由兵部推用京营、镇戍军职。此例开后, 崇祯三年又先后有崇祯己巳科沈炜、天启癸亥科陆之英等人援例陈乞授职 (36) 。总之, 武学官生本身是否已袭职、所袭世职高低对会举录取后的任用有决定性作用, 足见武学培养、会举选拔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武官世袭制度, 而是为其引入了学校教育与考试选拔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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