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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问题探析 (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6 23:12:36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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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oblems of the Tang Hui Yao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Anzhi

北宋王溥所撰《唐会要》100卷, 是研究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惜宋刻本不存, 至清初时, “仅传抄本, 脱误颇多”。 (1)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四库开馆, 馆臣据征集来的《唐会要》抄本进行整理, 形成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 (以下简称“四库本” (2) ) 两种版本, 流传至今。其中尤以殿本及此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的江苏书局本 (以下简称“局本”) , 影响最为深远。今天为中外学人普遍使用的《唐会要》通行本, 一是195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 (以下简称“中华本”) , 此本系用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原纸重印, 源自武英殿本, 并据局本进行了一定校勘;二是1991年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和2006年新1版两种版本 (以下简称“上古本”) , (3) 该本以局本为底本, 校以武英殿本、上海图书馆所藏4种《唐会要》抄本, 以及其他唐代史籍, 被认为是整理精良的本子。2012年, 三秦出版社出版牛继清点校整理的《唐会要校证》 (以下简称“三秦本”) , (4) 同样以局本为底本, 校以武英殿本、四库本及其他古籍。这三种版本, 皆属武英殿本系, 以下统一称之为“殿本”。

然而, 经清人整理的《唐会要》, 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会要》的原貌?1954、1955年,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等率先指出, 通行本《唐会要》存在不少问题, 东京静嘉堂文库所藏明抄本与殿本属不同系统, 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5) 1984年, 岛田正郎撰文介绍了台北图书馆所藏两种《唐会要》抄本, 并以“定格令”等条为例, 详细比较了其中“康熙旧抄本” (即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详后。现已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与通行本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 (6) 1989年, 古畑徹发表《〈唐会要〉的诸版本》一文, 对台北、东京所藏3种《唐会要》抄本进行深入探讨, 就抄本年代、版本流传、通行本《唐会要》补阙诸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见解。 (7) 同年, 中国学者郑明、周殿杰亦分别撰文介绍了北京、上海所藏的几种《唐会要》抄本。 (1) 这些介绍与研究, 都使我们对《唐会要》通行本与抄本之间的异同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进入90年代以后, 随着文渊阁四库本的数字化与电子化, 四库本《唐会要》的原貌及其与殿本之间的差异, 已逐渐为学人所熟知。黄正建在细致比较四库本与殿本《唐会要》卷39《定格令》与《议刑轻重》之后, 即指出四库本可能更接近《唐会要》原貌。 (2)

根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及上揭中日学者介绍, (3) 已知国内外所藏明及清前期的《唐会要》抄本, 达16种之多。其中国家图书馆3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种、北京大学图书馆1种、上海图书馆4种、浙江图书馆1种、江苏镇江图书馆1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种、台北图书馆2种、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1种。国家图书馆所藏3种抄本, 现已全部公开上网, (4) 其中编号10521为明抄本 (仅存40卷, 以下简称“国图A本”) , 编号03873 (以下简称“国图B本”) 、04216 (以下简称“国图C本”) 为清抄本。北大图书馆所藏抄本, 日本学者榎本淳一曾有过调查与研究。 (5) 上海图书馆所藏4种抄本, 分别是傅增湘旧藏本 (以下简称“上图傅藏本”) 、彭元瑞手校本 (以下简称“上图彭校本”) 、王宗炎校本 (以下简称“上图王校本”) 、残抄本 (以下简称“上图残抄本”)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抄本 (以下简称“广图本”) , 现已影印收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第24—25册。 (6) 台北图书馆所藏“清康熙抄本” (以下简称“台北A本”) , 即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现已影印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20—421册; (7) 另一旧抄本缺目录 (以下简称“台北B本”) , 残存86卷, 当为康熙以前抄本。 (8) 日本静嘉堂所藏抄本 (以下简称“静嘉堂本”) , 平冈武夫认为是明抄本, 古畑徹则考证指出是清康熙抄本。至于中科院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镇江图书馆所藏4种抄本, 尚未见学者撰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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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四库馆臣对《唐会要》的整理, 即据当时所见抄本进行。然目前所见康熙或康熙以前的《唐会要》抄本, 既有阙卷, 且文中多有残缺不全之处, 清人称汪启淑家藏本“脱误颇多”, 确属实情。那么, 清人对此是如何整理的?流传至今的四库本、殿本《唐会要》, 是否皆为王溥《唐会要》原文?清人对《唐会要》的整理, 存在哪些问题?对后世有何影响?等等, 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笔者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11种《唐会要》抄本, (9) 以之与殿本、四库本进行详细比勘, 力图揭示出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与警惕, 进而为今后《唐会要》及其他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提供若干借鉴与参考。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补撰与补阙

(一) 补撰
所谓“补撰”, 是指原抄本大面积乃至成卷残缺脱漏, 整理者据其他史料补录。如上文所言, 《唐会要》一书仅以抄本传世, 故脱误颇多。明末清初大儒朱彝尊即曾指出:

今雕本罕有, 予购之四十年, 近始借抄常熟钱氏写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 杂以他书, 第十卷亦有错杂文字。九十二卷缺第二翻, 以后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阙。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书?姑识此以俟。 (1)

今存《唐会要》诸抄本中, 卷7—10四卷文字, 据陈尚君考证, 实乃后人据《白虎通义》、《马氏南唐书》、《唐文粹》、《翰苑集》等书所补。 (2) 经清四库馆臣整理的四库本和殿本, 则改以“补亡四卷”取代上述文字。而此“补亡四卷”, 乃沈叔埏据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补。 (3) 全书百卷中, 除此4卷标明据他书补撰外, 其余皆无。古畑徹根据静嘉堂本与台北A、B本残阙情况, 率先指出, 殿本卷92、93乃四库馆臣据《册府元龟》 (以下简称《册府》) 等书增补, 卷94则据四库本卷93、94增补而成。 (4) 黄丽婧、吴玉贵则进一步确认, 殿本卷94、四库本卷93—94乃后人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补撰。 (5)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国图B本卷94记北突厥、西突厥等事, 与殿本在文字、条目顺序上略有差异, 而与四库本卷93、94完全相同, 可知国图B本与四库本当属同一系统的抄本。不仅如此, 国图B本卷94还见“玄”、“弘”、“暦”诸字, 既不避乾隆讳, 也不避康熙讳, 说明此卷早在康熙之前即已被补撰。补撰者系清人抑或明人, 尚待进一步求证, 然并非四库馆臣所为, 则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 古畑徹还注意到, 殿本卷49《僧道立位》后的《燃灯》、《病坊》、《僧籍》、《大秦寺》、《摩尼寺》等五道类目记事, 均不见于四库本、台北AB本和静嘉堂本, 他认为这些内容是殿本所据底本原有的, 并推测当时存有某种《唐会要》刻本之节本, 此节本被当作了殿本的底本。 (6) 遗憾的是, 他的观点并无任何证据, 而上引《四库全书总目》“今仅传钞本”, 又表明当时四库馆臣所见《唐会要》皆为抄本。因此, 殿本卷49《燃灯》等五道记事, 是否为《唐会要》原文, 就值得再考虑了。

除核查上揭11种抄本外, 笔者还在朋友帮助下, 调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所藏的3种抄本, 最终确认14种《唐会要》抄本皆阙《燃灯》等五道记事。而殿本所记, 每道多者3条, 少者2条, 内容较简略, 这与其他诸卷记事明显有异;另外, 除《摩尼寺》第2条有“庚子”纪日外, 其余诸条皆无具体时日, 也与其他诸卷体例不合。更重要的是, 《燃灯》等五道子目记事, 俱见于《册府》、《文苑英华》 (以下简称《英华》) 、新旧《唐书》等书, 其为四库馆臣所补撰, 是可以考定的。兹举《燃灯》为例, 以证明之。

殿本《燃灯》总存3条记事, 第1条文字稍长, 兹引录如下:

先天二年二月, 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 燃灯百千炬, 三日三夜, 皇帝御延喜门, 观灯纵乐, 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曰:“窃惟陛下孜孜庶政, 业业万几, 盖以天下为心, 深戒安危之理。奈何亲御城门, 以观大酺, 累日兼夜, 臣愚窃所未喻。且臣卜其昼, 未卜其夜。史册攸传, 君举必书, 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 罗伎乐于中宵, 陛下反朴复古, 宵衣旰食, 不矜细行, 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不可一也。谁何警夜, 伐鼓通晨, 以备非常, 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 轻违动息, 重门弛禁, 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 厉声骇叫, 一尘清览, 有轸宸衷。臣以为不可二也。陛下北宫多暇, 西牖暂陟。青春日长, 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 重穷歌舞之乐。倘有司跛倚, 下人饥倦, 以陛下近犹不恤, 圣情攸关, 岂不凛然祗畏。臣以为不可三也。伏望昼尽欢娱, 暮令休息。务斯兼夜, 恐无益于圣朝, 惟陛下裁择。” (1)

按上半段“左拾遗严挺之上疏曰”以前文字, 又见于《旧唐书·睿宗纪》:“ (先天二年) 二月丙申, 改隆州为阆州, 始州为剑州。分冀州置深州。初, 有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 然灯百千炬, 三日三夜, 皇帝御延喜门, 观灯纵乐, 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 乃止。” (2) 稍加比较即可发现, 殿本“燃灯百千炬”、“凡三日夜”等语, 仅见于旧纪, 而《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太平御览》 (以下简称《御览》) 卷870引《唐书》及《册府》卷101《帝王部·纳谏》皆作“燃百千灯”、“凡经四日”, (3) 殿本与旧纪之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不仅如此, 上文下半段记左拾遗严挺之疏文, 虽同见于《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册府》卷545《谏诤部·直谏》、《英华》卷620《谏安福门酺乐表》等, (4) 然与《英华》关系更为密切, 如殿本“厉声骇叫”, 《英华》同, 《旧唐书》、《册府》皆作“流言骇叫”;殿本“有軫宸衷”, 《英华》同, 《旧唐书》、《册府》皆作“有累宸衷”;等等。

按殿本《唐会要》此条记事, 又略见于同书卷34《论乐》、卷56《左右补阙拾遗》, 然内容并不相同:

(先天) 二年正月, 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其夜, 太上皇御安福楼门观乐, 凡四日方罢。是月, 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 太上皇御诸楼观之, 以夜继晷, 尽月不息。左拾遗严挺之疏谏, 乃止。 (卷34《论乐》) (5)

先天元年正月, 大酺, 睿宗御安福门, 观百司酺宴, 经月不息。右拾遗严挺之上疏曰: (中略) 从之。 (卷56《左右补阙拾遗》) (6)

经核查, 上揭两条引文俱见于四库本与诸抄本, (7) 其为王溥《唐会要》原文无疑。参据其他史料, 卷56“先天元年”当为“先天二年”之讹, “右拾遗”则为“左拾遗”之误。比较其与前揭《燃灯》第1条, 即可发现, 二者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事件的叙述上, 均存在明显差异。时间上, 一为“二月”, 一为“正月”;地点上, 一为“延喜门”, 一为“安福门”;事件上, 一为“观灯纵乐, 凡三日夜”, 一为“观百司酺宴, 经月不息”。同为一书, 同记一事, 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如果结合诸抄本《燃灯》等阙失不存, 而殿本《燃灯》又与《旧唐书·睿宗纪》、《英华》文字高度一致诸情况, 则不难推知, 殿本《燃灯》第一条记事, 明显是据《旧唐书·睿宗纪》和《英华》补撰而成。

殿本整理者的这一补撰, 导致新的“史实”产生:先天二年 (713) 二月, 睿宗御延喜门观灯纵乐, 历三日夜, 左拾遗严挺之上疏劝谏云云。究其原因, 乃补撰者忽略了旧纪中“初”字的记载。所谓“初, 有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 表明此事发生于“改隆州为阆州”的二月丙申 (本月甲午朔, 丙申为三日) 之前, 《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册府》卷101《帝王部·纳谏》、《御览》卷870引《唐书》皆明确记载为“先天二年正月望 (日) ”, 正可相互印证。参据诸书记载可知, 正月望日, 睿宗御延喜门观乐, “凡经四日”。但严挺之上疏劝谏, 原因却是其后“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 睿宗御安福门楼, 观百司酺宴, 以夜继昼, 经月余日”, 睿宗从谏而止。换言之, 睿宗此次驾临的是安福门, 而非延喜门, 故《英华》卷620题作《谏安福门酺乐表》。《旧唐书·睿宗纪》把两件事混在一起叙述, 导致史实出现混乱, 以致后来《新唐书·睿宗纪》、《资治通鉴》卷210等, 皆把此事笼统系之于“二月”。 (1) 其实, 从时间前后关系看, 先天二年正月, 因追作先天元年大酺, 睿宗御安福门观百司酺宴, 时间长达月余。故严挺之上疏劝谏, 已是二月之事。如果把所有史实都系于二月, 则显然存有疑问。总之, 殿本整理者的这一补撰, 导致时间、地点、事件严重错位, 新的“史实”由此产生, 此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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