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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与方法: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融合路径探究论文(附论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9-03-27 17:42:28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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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举民俗文化集中反映了民众对考试,对教育的理解水平、认同程度、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科举民俗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保护难度较大,宜采用多种方法结合的保护策略,具体做法是:以预防性保护理念树立“提前”保护意识;以登录保护制度树立“整体”保护意识,在记录方式上博取众家之长,根据保护类型和目标,仿照古代方志、古代笔记记录整理,还可采用口述史方法补充素材。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技术层面的多元实践,实现既体现文化传承又反映科学创新,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社会情怀的文化遗产保护目标。

关键词: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融合

一、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界说

科举制度延续1300多年,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丰厚的科举文化遗产,包括无形文化遗产如“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至公’等价值观念”;有形文化遗产如“科举建筑、科举匾额、科举器具等科举文物,以及大量的科举文献”[1]。科举文化遗产从存在场域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化遗产与生活化遗产两大类。制度化遗产是指由科举制度直接衍生出来,与科举考试过程有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比如考卷、喜报、金榜、考试场所、备考用的科举文献等。制度化科举文化遗产由管理者创造, 与科举制度的存续密切相关,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它们就面临着进入博物馆、故纸堆的命运,被动等待人们去挖掘、理解和开发它们的价值。生活化遗产是指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传承的,与科举有关的生活文化,例如风行于福建地区的博饼游戏,考试前的拜魁星、拜文曲星活动,传唱不衰的状元戏文,脍炙人口的状元饼等。而生活化科举文化遗产中具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那一部分, 方能称为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之所以强调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是因为生活化文化遗产中,还有一部分是个体的文化创造,例如考生的书画作品,私人物件等,它们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并不能纳入“民俗”文化的行列中。从分类可以看出, 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在科举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它集中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科举考试的理解水平、认同程度、行为方式,并以一种“活态化”的方式,通过展演、回忆科举历史来强化考试活动的社会意义,强化“学而优则仕”的影响。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是一种传统教育资源,它以“百姓日用”的方式对历代民众实行教化,形成了我国重视教育、重视考试、重视竞争的民族心理。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存在数量的多少和相互关联度,大致反映出地方传统文教水平的高低。要研究中国传统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就必须重视科举民俗文化。加之,“移风易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教化手段,传统中国在科举民俗的影响下,形成了全民向学、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我们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考虑从科举民俗中吸纳精华,因势利导,培育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时代内涵的社会风气。

  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与现有民俗紧密结合,在保留科举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不断变换形式以适应时代需要,继续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具有类型多、分布广、生活化等特征。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保护资金、设备、人员紧缺等现实问题。对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具有超前性、灵活性,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保护行为,也不能完全沿袭传统的保护思路,需要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保护理念、模式和方法,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覆盖面广、效率高、效果好的融合保护路径。

二、理念确立:预防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取决于经费,更取决于理念。一个正确而超前的保护理念,能够指导保护者在有限经费预算下作出对文化遗产最有利的选择。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类型众多,可分为科举物质民俗遗产、科举社会民俗遗产、科举精神民俗遗产与科举语言民俗遗产等。不同类型遗产保护所需的经费、方式不尽相同,如果采取“一刀切”或平均主义,必然收不到预期效果。相关研究证明:文化遗产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效益远超出现问题后的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是指通过评估文化遗产的风险,采取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和方法,从而避免或减少藏品未来的受损或退变。这是文化遗产保护从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结果”[2]。预防性保护理念发源于欧美,最初关注的对象是封闭性保护空间如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场所中的文物,保护措施也仅局限于温度控制、细节修缮这样的技术层面, 其核心思想是将风险评估放在保护技术之前,围绕风险评估结果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预防性”意味着保护的超前性、动态性,这种保护理念对于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具有特别意义。因为科举民俗文化遗产融于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或轻视,常常在消失或损毁之后才被意识到。例如我国台湾有一种特色小吃状元稞,是考生们讨彩头的食品,其考试文化内涵远超过饮食文化内涵,是台湾地区科举文化遗存的重要物证,对理解科举民俗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掌握制作工艺的老人逐渐凋零,状元稞经营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处境,不加以抢救性保护,后人要研究我国台湾科举饮食民俗,就只能通过文献资料或街谈巷议获得残缺信息。如果采用“预防性“保护思路,尽早对科举民俗文化遗产进行风险评估,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既能有效保护,也能节约后期进行补救的人力物力。具体到状元稞而言,可请学者开列出预防保护清单,并指导当地文保部门进行风险评估,对状元稞制作工艺进行完整记录,还可招募有兴趣的民众进行工艺培训,并探索开发相关文创产品,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来完成自我保护。科 举民俗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的具体操作步骤可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根据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判定其价值和保护级别,推测文化遗产可能存在的风险;根据风险类型制定应急方案,这样做的好处是使风险评估细化,避免应急或抢救方案过于抽象或宏观导致无法落实。例如, 科举语言民俗遗产与科举信仰民俗遗产都面临社会文化变迁的环境压力,但是其要应对的具体风险是不一样的:科举语言民俗遗产面临的风险是被遗忘,即越来越少的人会使用与科举考试相关的术语、熟语等;而科举信仰民俗面临的风险是被其它信仰同化。对于前者而言,应对风险的措施是系统收集、整理、研究,留下历史纪录;对于后者而言, 应对风险的措施是观察与引导。当然,一切预防性的措施要收到效果,均取决于系统、科学、细致的前期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研究也是一种保护手段,科研工作者和遗产保护者需要有敏锐的预判性,发现价值、评估风险,寻找对策。要之,“预防”保护是一种时间线上超前的保护预案,对于生活在“历史—现实” 时间中的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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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建设:登录保护

目前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指定保护为主, 即指定出一部分文化遗产,在法律上承认其地位, 在经济上给予其支持。这是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财力、物力、人力有限时只能优先保护最重要的遗产,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这样一来,一些历史较短,价值尚不明确的遗产得不到及时的保护。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分布广的特性, 只要是举行过科举考试、实施过科举教育的地方,都会有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的遗留。这个特性决定了依靠指定保护的思路就会有所遗漏,必须有整体保护、全员保护的思路。登录制度是欧美国家保护近现代文物建筑的主要方式,即将未纳入指定保护体系的建筑遗产进行注册、登记,通过登录认定它们的遗产资格,确定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用法律法规对损害行为加以约束,并通过舆论宣传,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除给出有关登录建筑的定义、法律程序外,还包含开发、改建、拆除、公众参与、产权关系、财政资助等内容。对登录建筑的任何变动均需得到许可,拆除更要慎重从事[3]。登录制度对我国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也有借鉴意义。很多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由于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没有被纳入指定保护范围,普通大众对它们的价值更是所知甚少。在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引进登录保护制度,可以通过“正名”提高保护对象的知名度,实现大范围的预防性保护。“具体作法是通过采纳政府、学者、民众建议,列出各个城市未纳入指定保护的文化遗产清单,建立资源数据库,通过媒体宣传和政策法规宣讲,提高公民对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通过志愿者和文保人员日常维护,定期评估和技术维修,完善相关立法,接受社会募捐筹款和民众监督,实行动态有效的保护”[4]。

登录保护制度比较适用于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数量多、分布分散的特定区域。例如,南京与科举文化关系密切,不仅保留着有形的科举文化遗产:全国最大规模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还传承了众多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如科举饮食民俗、科举民间建筑、科举传说故事等。历史上有11名文状元在南京留有宅邸,很多街巷以他们命名,比如焦状元巷、黄状元巷、秦状元里、朱状元巷、状元境等,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地名故事、人物传说;许多食物也与科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状元饼、状元面、状元红酒等。科举民俗文化在南京民俗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各种类型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交织成深邃绚烂的南京科举民俗文化图景。针对单一实体的指定保护方式,并不能完全覆盖体量如此巨大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也无法真实反映出南京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图谱。因此,对于南京这种范围广、覆盖全、渗透深的科举民俗文化区域,宜采用登录保护思路,将散落在城市和乡镇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按照一定的标准登记在册,特别标明其价值和面临的危险,可以采取的保护方法等;还要通过传媒宣传和机构宣讲,帮助居民与游客对本地的科举文化遗产有系统、立体的认知,请他们将潜在的保护风险及时告知管理部门,发挥监督、参与的作用;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民间人士通过捐款、筹资等方式主导这些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总之,登录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对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作系统梳理, 告知公众目前有哪些对象需要保护,加强公众的责任感和参与度,改变以往那种聚焦于官方拨款的文物、遗址保护,忽略其他文物的文保弊端,实现处处、时时、人人都践行的保护。登录保护不仅能实现对具体文化遗产的关注,也能推动对整个城市景观、历史文脉的动态监护,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简言之,登录保护是在空间线进行拓展的保护方式,对于还在生活中不断传承、播布、演变的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四、记录形式:方志+笔记+口述史

生活化是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的精髓之一,这种可以感知但无法捕捉的特性,需要通过合适的记录方式保留下来。“志者,记也”。方志是我国特有的记载某一区域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文献,是地方历史与地理的结合。古代史书与志书的区别比较模糊,故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5]因此古代方志的概念,较之现代方志的概念宽泛得多。凡集中记载一个地方客观事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的书,均统称方志。后世“史”和“志”才逐渐分化成风格迥异的文体,有其独特的编纂原则、体例、体裁、篇目、编纂方法。相较纯正史学著作而言,方志具有鲜明的综合性与纪实性。综合性体现在:方志被视为地方之全史或地方百科全书,源于其对所录一地的所有重要情况都有涉及,时间上尽可能回溯,空间上尽可能穷极,事实上尽可能囊括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故事传说、人物掌故等,形成了一种丰富驳杂的风格。纪实性体现在:从内容上看,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从表达风格上看,不臧否人物,不流露情绪, 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事实,显得真实可信。从效果上看,清程大夏于《康熙黎城县志·叙例》云:“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诫也;而志乃记一地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6]古代史书确实有浓厚的“褒诛”情节,“垂诫”冲动,因此表达了强烈的主观倾向。而志书将意图与感情消解在对客观的呈现中,克服了用力过猛的弊端。对于民俗文化遗产的记录而言,“彰一邑之盛”的效果与目的已经足矣。

因此,记录科举民俗文化遗产选择“志书” 体例是恰当的,特别是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中的物质类遗产,用方志形式记录它们的情况,一来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风格的统一性,方便后世学人的研究工作;二来保证了记录的真实客观,符合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要求。例如,匾额是科举民俗文化遗产较有特点的物质遗产,历代史书对匾额的记录都比较简略,主要侧重于内容的收录,科举民俗文化遗产记录可以考虑采用方志的形式来进行。著名科举匾额收藏家姚利远曾总结出牌匾“五看”:一看科名,二看题匾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制匾工艺。科举匾额志可以考虑围绕这五点进行构思:在说明匾额的外形、内容、作用的基本情况的同时,兼  顾“五看”的内容,例如点明匾额书法、纹饰等艺术价值,归纳整理匾额主人生平资料和各种轶事融为一炉,可以使参观者对匾额的文化内涵有更全面的认识,也丰富了艺术史料与科举史料。兹仿写一例如下:
明朝永乐九年的状元萧时中所题“状元及第” 匾,石质,两侧及上下边缘浮雕吉祥图案,距今50 0 余年。题者:萧时中(1383-1425),名可复,以字行, 号东白,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辛卯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题字金钩铁划、骨气洞达,其人温和谨慎,勇于进言,真如其诗“傲骨生来具,神交自不孤”,惜英年早逝,亦是千古一叹。

对于坊间流传的科举故事、谚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可以考虑采用古代笔记体例进行采录整理。古代笔记在记录科举轶事时,文采斐然,情状生动,这固然与文言文的表现力有关,但记录者的正心诚意与兴趣爱好也很重要。可以考虑征集有兴趣有能力的民间人士来承担这项工作,通过坚持收集街头巷尾的相关素材,写成现代科举笔记。笔记小说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7]。从唐代到清代的笔记小说和杂录中,保留了大量有关科举考试和科举文化的资料,如果能够将其撷取出来,根据现代民俗学的框架进行系统、科学地编排,并吸收现当代相关研究成果认真撰写,应该会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成为兼具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史料。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科举民俗,鉴于它们还在民众生活中传承或发挥影响,可采用口述史方法进行。口述史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8],并以这些口述史料为依据,通过相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互证撰写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开放的历史研究过程,因此非常适宜用来考察历时的文化变迁过程。口述史可以弥补传统史学追求宏大叙事、关注政治制度和上层人物、忽略日常生活、局限于精英史观的偏颇,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关注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状态, 表达平民史观,带来历史研究视野与学科范式的突破,对于研究民俗有特殊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对于继续在社会流传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厘清其起源和发展,也应该借助口述史的方法,对当前流行的状态和影响做追踪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几种记录方式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形式加以调整、优化,并配合各种电子档案、视频等。还可以考虑编写专门的科举民俗志, 留下全面的历史资料。例如,家喻户晓的“状元”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形态如饮食、工艺品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形态如信仰崇拜、文学创作等。在收集整理状元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采用口述史方法开展状元文化调查访谈,收集与状元文化相关的观念、故事、思考等,不仅对完善状元文化遗产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会给科举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新的灵感。可见,方志+笔记+口述史的记录和 研究方式,是一种兼顾民俗文化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保护方式,它能最大限度保留科举民俗文化遗产的古韵,又能整合历史进程中的新信息,帮助人们对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形成完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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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科举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在历代科举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对现代中国亦发挥着影响力: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高考的关注、对知识的崇敬,无不是科举民俗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科举民俗文化研究有助于理解考试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民众心理结构的塑造作用。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是科举文化遗产中最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一类遗产资源,科举民俗文化遗产承载了普通民众对教育、考试的心态、观念与行为,通过对这类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民间沿袭至今的考试文化、教育传统,为今日的高考改革、教育改革提供历史依据。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府文物、文化管理部门应与科举学研究者合作,制定科学的规划,共同推进科举文化的研究”[9]。科举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不仅在于对科举民俗文物、科举民俗文献进行搜集、保存、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于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遗产登录制度与地方民俗志结合的保护思路兼具中西方文物保护的优点;预防保护理念与口述史结合兼顾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行性。总之,融合保护思路的核心,就是要对类型多样、层次多样的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实现全面的、动态的、专业的保护。相较其他科举文化遗产,科举民俗文化遗产因为“活态化”“生活化”,因而更容易开发成旅游产品或文创产品,具有很高的经济利用价值。如果在研究的同时建立起系统性保护—选择性开发的思路,以学术研究推动遗产保护,以遗产保护催化学术研究,则有望探索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保护—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1]刘海峰. 科举制的遗产和申遗问题[ J ] . 教育与考试,2006(04):5-6.
[2]胡可佳.预防性保护对文献遗产保护的启示[J].山西档案,2012(01):48-50.
[3]张松. 国外文物登录制度的特征与意义[ J]. 新建筑, 1999(01):32-35.
[4]杜春燕.城市文化遗产登录保护限制性因素分析[J].昆明 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75-78.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63.
[6][清]程大夏.黎城县志[M].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叙例.
[7]历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首.
[8]杨雁斌.浅论口述史的发展与特色[J].国外社会科学, 1993(04):43-47.
[9]张亚群.科举文化:“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0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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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科举民俗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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