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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附全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0 11:39:27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SCI论文(www.scipaper.net):
 
         摘    要:
          如何看待和评价路遥的小说, 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焦点和难题。由于长期以来简单地理解现实主义传统, 也受制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 致使路遥的小说成就和地位没能得到凸显。实际上, 路遥的小说一面奠基于现实主义传统, 一面又是非常开放和异常广阔的。它的天地境界、对婚恋关系的辩证理解, 以及“同呼共吸”的心灵叙事, 都为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价值。其开拓性、创新性和深刻性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值得进一步展开研讨。

        关键词:
        路遥小说; 天地境界; 婚恋; 心灵叙事;

Transcendence of Lu Yao's Novel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Wang Zhaosheng
 
         整体而言, 路遥的小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 尤其是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加速度增长。不过, 无视、忽略甚至贬抑路遥的小说者大有人在,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少流行的当代文学史中, 没有或者少有路遥小说的重要位置 (1) 。另外,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许多还停留在技术分析层面, 而观念化、概念化、静态化的研究更多, 这就限制了阐释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也不利于从文学史角度对路遥的小说价值进行定位。本文拟从路遥小说的境界入手, 探讨其在新文学史上的超越性意向及其价值意义。

       一、超越底层本位的天地情怀

        目前, 对于路遥小说的价值定位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 不论是强调其农村题材和农民问题书写, 还是着力表现普通人尤其是底层人生 (2) , 抑或是从土地情结进行概括都是如此。与那些后现代派作家不同, 路遥像一个农人, 多年来用文学, 尤其是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浇灌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之花。一般而言, 这是对的, 因为路遥确实扎根于现实沃土, 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血水雕塑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巨变, 也吹响了人生和平凡世界的艰辛之歌。不过, 在这一现实主义原则下, 尤其是强调路遥底层本位的同时, 不能忽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那就是“天地境界”———一个远超现实人生的更为宏阔的巨大时空。

        表面看来, 路遥小说是集中写改革开放前后这段时间, 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地理历史背景, 那就是悠久的黄土高原的地理历史演进。如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对于“黄土”和“黄原城”的解释即是如此:“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 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 支离破碎, 四分五裂, 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每年注入黄河的泥沙就达十六亿吨!” (3) “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 其历史可追溯至周 (古为白狄族所居住) 。” (4) 还有“铜城有煤之说, 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 “早在新石器时期, 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利用精煤制作煤玉环等装饰品” (5) 。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甚至提到“在西德鲁尔矿区, 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6) , 这是一种超前意识。这显然超出了改革开放前后这一历史瞬间。更重要的是, 路遥小说中的空间意识, 那是一个贯穿天地间并进而延展到更为博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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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关于大地, 这在路遥小说的天地境界中占有至为重要的位置。一般研究者多从“黄土地”来谈论路遥的小说, 因此出现关于恋土情结、黄土文化等概括。由于过多强调现实维度的人生内容, 致使这方面的研究窄化了路遥小说的大地情怀。其实, 路遥小说的大地情结, 既是作为黄土地之地域文化的一个载体, 更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哲学符号, 包含着天地情怀。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 认为:“孤独地面对大自然, 感应宇宙, 收纳天籁, 在一种神秘力量的启示和暗喻中……都表明路遥有一种将生活哲学、生命哲学溶入大宇宙的趋向。” (7) 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可惜没有展开。应该看到, 在关于土地和大地的描述中, 路遥小说多有天地情怀, 从而提升了其高度和境界。在《人生》中, 失恋的巧珍, “天天要挣扎着下地去劳动。她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 它能容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痛苦”。在《姐姐》中, 看到失恋和陷入绝望的姐姐, “爸爸一只手牵着姐姐的手, 一只手牵着我的手, 踏着松软的雪地, 领着我们穿过田野”, 并感叹:“噢, 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 (8) 在此, 土地与大地以其宽广、包容、仁慈获得了哲学意义。路遥发现“神木”之地是“大自然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杰作”。身处冬天的陕北, 他还有一种“博大、苍凉”之感, “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 “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 (9) 。这显然不是就土地谈土地, 也不是只从恋乡恋土情结和黄土地域文化所能囊括的, 而是一种由大地指向天空的天地境界。

        二是关于天空, 这是路遥小说天地境界的更广大背景。在路遥小说中, 天空景象的描写甚多, 研究者多将之视为景物描写, 其实它还包含了天地情怀的更多信息和密码。路遥说:“对雨, 对雪, 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雨天, 雪天, 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 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10) 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也表达了仰望天空所获得的宇宙的神奇, 他说:“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 她常常会仰起头来, 眨巴着那双美丽的眼睛, 迷惑地瞭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 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 陷入到了深远的沉思之中。哦, 人生, 宇宙, 一切都是那么神秘和深奥!” (11) 天空是一扇天窗, 天空万象如一个个棱镜, 它们映照和折射出天地的丰富与神秘, 也昭示着某些难以言传的符码与大道, 这就远不是景致描写所能代替的。

        三是关于宇宙, 这在路遥小说研究中既是个盲点又是天地境界的核心内容。现实主义论者往往是俯瞰式分析路遥小说, 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城乡、土地、人情、世态上, 即更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 较少将视野投向天际, 更难看到地球之外的茫茫宇宙, 这就带来对于路遥小说解读的偏向和迟钝。事实上, 路遥小说多有关于宇宙的描写, 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 他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竟然“一遇到复杂的数字, 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 “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 (12) 。作者还塑造了兰香这个大学生形象, “她的专业就是研究宇宙, 脑子里活动的概念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什么物质与时空, 三维宇宙, 四维宇宙, 白矮星, 黑洞……”“实际上, 她的天资早已引导她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深远的世界———宇宙”。于是, 作者让兰香和男友大谈三维宇宙和四维宇宙, 并为其作下面的预想:“我们甚至可以浪漫地假想, 根据中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 他们作为夫妻一同乘坐我国‘东方号’宇宙飞船, 与苏联和美国的飞船在太空实现了历史性的对接, 轰动了全人类。” (13) 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 路遥小说竟能写出这样的猜想, 而这个猜想今天在中国竟然变成现实, 并且是中国人自己并不需要他国就能完成宇宙飞船对接任务,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也表明路遥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见能力。更为玄妙的是,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竟用数千字写自宇宙深处而来的飞行器, 并让孙少平与外星人长谈, 这是“第三类接触”。“过分的寂静中, 他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嗡嗡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来自宇宙深处, 或沉闷, 或尖锐, 但从不间隔, 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 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 “他相信茫茫宇宙中, 地球上的生命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兰香对他说过, 整个宇宙就仿佛是个宽阔无比的化学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随时都可能产生生命物质” (14) 。这些描写在路遥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 不论在篇幅还是意义上都不可忽略。然而, 长期以来, 它们却成为研究者的盲点。

        也许有研究者认为, 在路遥小说关于宇宙及其宇宙飞船的描写与主题无关, 甚至成为败笔。这一设想将忽略宇宙意识之于小说人物及其作家的深刻影响。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写宇宙和宇宙飞船对于孙少平的影响:“无论这是一场梦还是别的什么, 他感到今天这场‘经历’无形中打破了他思维已经达到的疆界, 使他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活和生命了。” (15) 路遥本人也说:“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 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作家走在沙漠中, “无边的苍茫, 无边的寂寥, 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 冥冥之中, 似闻天籁之声。此间, 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 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 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 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 (16) 。很显然, 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之于路遥及其小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意义十分重大, 它成为改变小说乃至作家精神品格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首先是不可知的神秘感。在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中, “知”与“懂”既是一种经验, 又是一种信仰, 只要有知识和智力, 我们就能认知和理解生活的世界, 哪怕经过一定的周折和挫折, 最终必会达成。因为“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 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 认为人能认识一切, 可以达到终极真理, 但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 (17) 。人们在现实主义的视域中, 往往都充满自知、自信和期待, 少有对于“未知”“迷茫”甚至“神秘”的认同与会心。这也是为什么, 学界对于《人生》中高加林这一复杂形象争论不休, 对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爱情选择的矛盾困惑多有不解, 以至于有学者对小说的结尾大为不满 (18) 。其实, 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 有着矛盾以及深刻的矛盾是自然也是必然的, 因为天地自然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其中的神秘感更是难以一言以蔽之, 智慧的作家不仅承认这一点, 且乐在其间。林语堂曾说, “我是一捆矛盾, 我喜欢如此。” (19) 路遥也看到这个世界尤其是宇宙间的矛盾性, 并获得一种清醒的理性认识, 他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 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 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 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 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 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 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20) 基于这一认识, 在路遥笔下更多展示了天地自然的神秘及不可知, 也让我们看到人生难以把定的悲剧性苦难。在路遥小说中, 重复率最高的表述是“命运”以及对命运的不可知解的叹息。在《平凡的世界》第49至53章中, 就有下面几句关于“命运”的叙述:“人的命运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大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他都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 “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安排凡人的命运”, “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事事不顺, 有的人一顺百顺”, “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的覆辙?”“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 (21) 另外, 《平凡的世界》有不少“神秘”的场景描写, 如在孙少安的爸爸孙玉厚看来, 儿子发财致富后大肆宣传, “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的‘耍电影’的白布帐”, 仿佛透着不祥, “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 (22) 。而结果少安却遭砖厂失败。还有, 孙少平在女友田晓霞去世后, 竟有飞碟人让他们相聚, 连少平也说不清是在现实还是梦中?另外, 在路遥小说中, 像“做梦也没想到”“不知为什么”“无法言语”“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你怎么也想不到”等语词重复率极高, 它们虽给人以类同化感觉, 但从天地境界看, 是否也印证了路遥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所包含的对于天地宇宙神秘性的体认?不可知的神秘感, 不仅为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审美品格注入一种新元素, 也有助于超越以现实主义为路遥小说简单命名的局限, 还可看到路遥小说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另一番更为博大的新天地。换言之, 如果没有天地自然带来的神秘感, 路遥小说一定会变得单薄肤浅, 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也就失去深刻的哲学意义的根源。

        其次是博大仁慈的情怀。有研究者从宗教角度研究路遥, 从而展示其博大的仁慈 (23) , 这无疑是对的。但如果更进一步推究, 那么宗教之于路遥仍是一个“果”而不是“因”, 因为宗教后面仍离不开“天地境界”作为背景。更何况, 作为中国乡土作家的路遥, 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 那么他必然与天地自然和宇宙万象保持着更多、更为内在的联系, 尽管也不能说他与宗教无关。因为天地宇宙是无限博大的, 那么在浩瀚无垠宇宙中的地球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而生活于地球上的人就更是微末中的微末了。于是, 悲剧感、仁慈、知足、明理以及敬畏也就变成自然之事。换言之, 人的智慧的醒觉某种程度上是从花朵的“昨开今谢”而来, 是从生命的转瞬即逝中开悟, 是从天地自然的大道中获得的,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基于天地自然宇宙建起来的。史铁生说过:“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 我们每个人都太弱小, 太浅薄。” (24) 因此, 与其说路遥小说的仁慈来自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 不如说直接来自天地自然宇宙, 即所谓的“天启”, 正是后者点燃了路遥的文学人生。他说:“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 或者四肢大展仰卧在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 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 但此行的意义非同寻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已在心中确定无疑, 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25) 难怪路遥小说中有高玉德、高广厚、高玉厚、高玉智、德顺等形象, 他们是与天高地厚的天地之道相通的。

        最后是万物齐一的价值观。站在“人是天地的精华和主宰”这一角度写作, 作家自然有所择取, 有的甚至用不正确的价值观看待人、事、物。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要分出上下尊卑;在人与天地万物中, 万物成为人的陪衬甚至变得可有可无。因此, 不少作家很难写好笔下的人、事与物。路遥则不同, 由于他有着天地情怀, 所以写人则充满平等意识, 写物也是自显其英华, 尤其抱定人与万物等量齐一的价值观, 以敬畏之心来写作, 于是进入一个天地和谐的神圣境界。在《平凡的世界》中, 有这样一个细节, 孩子时候的田晓霞被父母带到动物园, 当见到被关在笼里的老虎, 晓霞指斥人类残忍, 并对爸爸所谓的“人是高级动物”提出质疑 (26) 。另一细节写田晓霞的外公———退休老干部徐国强与老黑猫相依为命的故事。当猫死了, 他为它举行隆重的葬仪。作者这样感叹:“他也许对人是冷酷的, 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27) 其间, 人与动物的平等和相知得以彰显, 也对人的不平等提出质问。路遥曾写过自己的亲历:“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惟一的伙伴。直到现在, 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 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 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者妻子。” (28) 对于一草一木, 路遥小说都透出仁慈与平等的心怀, 他写道:“晚风和树叶在谈心, 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 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 也开始生出了嫩芽。”“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惟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像往常一样, 红梅立刻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束在腰里, 手忙脚乱地开始为他和面。” (29) 这些不是一般的景物描写, 而是在天启之下, 作家以平等齐一、民胞物与的心怀, 写人的悲悯与仁慈, 也透过万物来表达在人的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更博大的所在。在人与人隔膜、人与物无知、物与物分化的作家书写中, 路遥打通了这些障壁, 以天地情怀与天地境界获得一种感知———生于天宇和尘世间, 微若尘埃的人与万物是共同的, 彼此应该有深切的共鸣。

        近现代以来, 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 于是文学强调为人生和健全的人性, 并成为一种新文学风潮。一般而言, 这是不错的, 但周作人同时又提出反对“非人的文学”和“山林文学”, 于是像《封神榜》和《西游记》这样的作品也被看成“迷信的鬼神书”, 置于被清除之列 (30) 。可以说, “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在强调“人”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同时, 又走上了对于天地自然宇宙尤其是天地大道的忽略, 从而出现人的自大与无知。没有天地大道作为依存, “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也就容易走向简单肤浅, 失去现实主义的深度。路遥小说的特殊性和价值在于, 将底层本位与天地情怀结合起来:一方面, 以底层人民为本位, 显示其现代个性风采;另一方面, 通过天地境界的光照, 为底层现实民生注入天地智慧。这就突破了周作人之“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所存在的限度与狭隘。

        有人将路遥创作看成是一种理想主义, 这对于超越现实主义的认识维度是有意义的 (31) 。也有人说“路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 (32) , 还有人说“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 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 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 (33) 。这样的认识是有价值的, 反映了对于路遥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不过, 我在此再加一句:“路遥还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的天道主义者, 因为有天地大道藏身, 其小说才能突破‘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局限, 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 更具深度、厚度、质感, 更有文化与审美的魅力。”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收获。

        二、关于婚恋的辩证理解

        如果说中国现代新文学有什么突出贡献, 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恐怕为其一。这是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与文化不仅扼杀了人性, 也如锁链般捆绑了爱情和婚姻。以鲁迅和萧红为例, 他们的老式包办婚姻使其人生仿佛进入泥潭, 如无后来的恋爱自由, 其惨淡的人生图景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 整个新文学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婚恋的自主自由, 为了美好的爱情, 任何罗网都可以冲破, 任何阻力都必须去除。以至于后来将爱情变为一个神话, 那就是:“人生无爱毋宁死, 人生有爱死犹生。” (34) 也是在此意义上, 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 都成为关于自由追求爱情的经典文本。可以说, 有爱而婚、无爱而离、失恋则死, 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观念性母题, 直到今天它也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路遥小说以婚恋为中心, 既追求婚恋的自主自由, 又不将爱情神化, 而是将爱情与婚姻进行了辩证理解, 从而超越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局限与盲区。

         第一, 爱情至大, 却不能因失恋而死。像“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一样, 路遥小说非常看重爱情, 所以在他笔下出现各式各样纯真的爱情, 为了获得自己的爱情, 人们作着不懈的努力与追求, 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方面。当孙少平与田晓霞相拥相牵相恋时, 作者赞美道:“没有爱情, 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 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 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 不尽的折磨, 像冰霜般严厉, 烈火般烤灼, 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 (35) 不过, 与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不同的是, 路遥并不将爱情绝对化, 更不会因失恋而死。所以, 在路遥的小说中出现那么多失败的恋情, 但无一起死亡事件, 甚至少有自杀者 (只有孙兰花一例自杀未遂) 。失恋者多想到死, 但都在克服这种倾向后走向新生。润叶在心爱的少安结婚后, “她一下子绝望了, 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 了却此生”。但她没那么做,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 她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活着, 自己一个人痛苦;她要是死了, 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 (36) 。如果说, 润叶是用亲情超越了自杀, 那么《人生》的巧珍, 在失恋后靠的是对这个世界博大的爱与眷恋, 因为她是一个“刚强的姑娘!她既没寻短见, 也没神经失常;人生的灾难打倒了她, 但她又从地上爬起来了!就连那些曾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的人, 也不得不在内心里对她肃然起敬”。“她曾想到过死。但当她一看见生活和劳动过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 看见土地上她用汗水浇绿的禾苗, 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 爱土地, 爱劳动, 爱清朗朗的大马河, 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 (37) 用巧珍妹妹巧玲这位知识女性的话说就是, “生活总是这样, 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 值得爱的东西很多, 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 就灰心。” (38) 当高加林鸡飞蛋打, 一个人重回村子当农民时, 他对德顺爷爷表示:“我现在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 真想死……”而德顺爷爷却说:“你才二十四岁, 怎么能有这么些混账想法?如果按你这么说, 我早该死了!我, 快七十岁的孤老头子了, 无儿无女, 一辈子光棍一条。但我还天天心里热腾腾的, 想多活它几年!别说你还是个嫩娃娃哩!我虽然没有妻室儿女, 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我爱过, 也痛苦过;我用这两只手劳动过, 种过五谷, 栽过树, 修过路……这些难道也不是活得有意思吗?拿你们年轻人的词说叫幸福。幸福!”德顺爷爷还用“给予”奉劝高加林要懂得活着的意义 (39) 。当巴金《家》中的鸣凤因得不到觉慧跳湖自杀, 当曹禺《雷雨》中的一家人因乱伦而死的死、疯的疯, 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形成了一种爱情至上病, 即将爱情看得大于天, 别的都可有可无。路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超越了这一局限, 在美好的爱情中, 注入更健康的内容, 赋予更广阔的天地, 提升了境界品位, 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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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爱情固然美好, 但必须有所附丽。长期以来, 新文学传统往往孤立甚至绝对地书写“爱情”, 于是爱情就变得表面上纯粹而实际上简单, 有时甚至不食人间烟火。鲁迅的《伤逝》批评的就是“有爱而合”和“无爱而分”的爱情观, 强调爱情要有所附丽, 由此也形成“娜拉出走后走样”的命题。钱锺书的《围城》也是关于孤立和绝对爱情的文本, 作者讽刺家庭婚姻仿佛是个围城, 恋爱的人想进来, 结婚的争着出去, 这是关于婚恋分离的图景。至今, 当代文学中的不少爱情书写一直处于将“爱情”孤立化和绝对化的状态。路遥小说的爱情很少孤立存在, 更非进行为爱而爱的简单表达, 而是与家庭婚姻、现实生活以及人性理想相联系, 从而赋予了爱情更坚实的基础与底色。《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在人生困局中, “仍然希望未来家庭的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 但自思“当初她和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她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后结婚的, 开始时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 她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 结果他却离开了人世。她感到, 她和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 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因此, 路遥概括说:“花朵是美丽的, 果实的价值更高。” (40) 这种“成熟了的感情”离不开“生活的磨砺”, 也与家庭、孩子息息相关, 因为只有这样, 爱情这朵美丽之花才能美好地绽放, 并结出令人欣喜的果实。润叶和向前的感情也是如此, 开始时向前是狂恋着润叶, 但润叶给向前的竟是残酷的冷漠无情。然而, 当向前发生车祸并变得残疾时, 润叶对他竟神奇地有了感情, 并为他生了孩子。在润叶的爱怜面前, 残废的向前竟一改之前的颓废, 努力做起家务并建起自食其力的修鞋摊位。此时的路遥写道:“在这样的过程中, 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 爱情, 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 否则, 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41) 在与向前结婚之前, 润叶深爱着少安, 这也成为长期以来她痛苦的根源。然而, 因为没与少安共同生活过, 所以润叶这朵美好的爱情之花并无结果。总之, 在路遥的小说中, 再美好的爱情之花, 如果未经生活的磨砺与洗礼, 它都是不成熟的, 也无法结出硕果。路遥这一爱情观念对于中国新文学无疑是个巨大的反拨与突破。

         第三, 初恋珍贵, 可爱情又会不断生长。在新文学的观念中, 一个人如不能与自己的初恋情人结为婚姻伴侣, 那一定是不幸福的, 有的甚至将无爱的婚姻变成永久的坟墓。换言之, 不以初恋和爱为基础的婚姻, 在新文学观念中注定是味同嚼蜡的苦涩人生。所以, 在巴金《家》中的觉新, 虽与贤妻良母瑞珏结婚, 但因失了初恋情人梅芬, 一直陷入毫无生气甚至味同嚼蜡的家庭生活。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 因没能与自己的初恋愫方结婚, 被家庭包办了婚姻, 与毫无感情基础的曾思懿结合, 从而陷入绝望, 最后吞食鸦片而死。路遥的小说突破了这一限制, 既写初恋的动人心魄, 又不将之神化, 从而给予婚姻和恋爱关系以更宽泛的理解。在路遥看来, 初恋及其爱情固然是家庭婚姻的基础, 但没有爱情的婚姻并非决无出路和希望, 如经营有方, 它就会像割韭菜一样再生出新的爱情。最典型的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三对婚恋关系:一是孙少安与贺秀莲, 二是润叶与向前, 三是诗人贾冰夫妻。贾冰叙说, 他在大学时与同班一个城市姑娘恋爱, 但母亲坚决反对, 执意要他与同村一农民姑娘结婚, 甚至以死相逼。母亲的理由是, 农村邻居姑娘全力照顾她, 因从自家偷东西给老人, 竟遭父亲打骂。姑娘虽大字不识一个, 但结婚后, 诗人贾冰却越来越感到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所以自豪地称:“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42) 林语堂当年曾说过类似的话, “我将一个老式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换句话说, 我们是老式的婚姻, 由父母精挑细选而结合。爱情在婚姻中滋长, 而不是一开头就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 年岁激增, 我们学会珍惜可贵的一切。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永远忘不了年轻时代同甘共苦所建立的基石” (43) 。只是林语堂叙述的是自身经历, 而路遥是通过小说进行的形象塑造。最具代表性的是, 少安与秀莲的婚恋也是先结婚后恋爱。尽管他们一见之下彼此都有好感, 但毕竟少安的初恋情人是润叶, 对秀莲只是为结婚而结婚。然而, 婚后的小两口情感不断升温, 将婚恋很好地结合并进行了美好的提升。路遥写道:“孙少安在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不仅是和她的肉体上相融在一起, 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他们的爱情既不同于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 更不同于田润叶和李向前现在的爱情, 当然也和田润生与郝红梅的爱情有区别。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爱情倒也没什么大波大折。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 (44) 这是充分肯定爱情的再生性与成长性:只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 通过不断成长, 即使没有初恋和爱情, 也可通过婚姻生活创造真爱。这对于将初恋与爱情神化, 以及将婚恋关系做简单化理解, 无疑具有超越性。

        第四, 爱情是纯洁的, 但并不自私。在强调人的个性及其解放过程中, 爱情自觉不自觉被赋予了相当的“自私性”, 于是在小说中人们互相攻伐和争夺爱情。为达到目的, 有人甚至失去道德底线, 将爱情变成自私自利的战场。一些变态的小说家甚至让兄弟父子同争一个女人, 于是导致文学的异化。然而, 在路遥的小说中, 神圣的爱并不自私, 而是一种可以“出让”甚至“奉献”的品质, 从而使爱情的光芒更加耀眼夺目。在世俗的眼中, 这无疑是愚蠢可笑的;但站在“真正的爱就是希望对方更好”这一角度, 它无疑又是更为高尚和神圣的, 也是“博大”和“仁慈”的。从《夏》中舍身相救“情敌”的杨启迪, 到《痛苦》中“以德报怨”的高大年;从《姐姐》中一心只想着男友的小杏, 到《人生》中对负心汉没半点怨言的巧珍;从《在困难的日子里》中主动让出爱情的马建强, 到《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愉快接受变心妻子复婚的高广厚;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主动放弃心爱的润叶, 到孙少平为金秀着想拒绝她的主动示爱, 都可看出其心胸之开阔、心地之纯良、宅心之仁慈、人性之光芒。路遥曾谈《人生》的写作体会:“我写这个作品时, 就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 (45) 路遥小说的天地境界和天地情怀在爱情的包容和无私上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新文学健康发展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第五, 婚姻无爱是不道德的, 但有爱不一定就幸福。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46) 这段话从根本上说明爱情与婚姻的辩证关系。但事实上, 到底有多少人能与自己的初恋走进婚姻, 又有多少家庭以爱情为基础, 还有多少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能始终保持爱情的热度?这都是值得深思的。事实上, 将婚姻家庭建于爱情之上容易, 但让爱情能长久保鲜却很难,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有爱的现代家庭, 很快就失去爱情, 甚至走向离婚的结局。这也是林语堂所说的现代爱情病, 即“将婚姻当点心吃, 而将爱情当饭吃”。林语堂认为, 健康的婚姻应该反过来, 即“将爱情当点心吃, 把婚姻当饭吃”。如果一个人不能将婚姻看成一件实在的事情, 不能让夫妻双方共同成长, 那婚姻就很难长久。他表示:“在婚姻里寻觅浪漫情趣的人会永远失望。”“不追求浪漫情趣而专心做良好而乐观的伴侣的人却会在无意中得之。” (47) 他还说:“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 一半也是米做的……你得早打破迷梦, 越早排弃你龆龄小女学生桃色的痴梦, 而决心做一活泼可爱可亲的良伴越好, 因为罗曼斯不久要变成现实, 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 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 (48) 路遥的小说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即有爱的婚姻不一定长久, 不一定不离婚, 不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华与刘丽英的婚恋, 这对半路夫妻因相互爱慕而组成家庭, 但很快因看清对方的真面目而离婚, 爱与恨、结婚与离婚像闪电般快捷。《平凡的世界》的杜丽丽和武惠良原是一对多么亲爱的情侣, 婚后又是多么恩爱, 这曾让婚恋不幸的润叶羡慕不已。然而, 好景不长, 热情似火的现代女性杜丽丽很快与现代派诗人古风铃坠入爱河, 且一发而不可收。最有趣的是, 杜丽丽并未因移情别恋他人就不爱自己的丈夫, 而是两个人都爱, 从而造成深刻的痛苦。在此, 路遥提出一个更重要的命题:没有或失去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但爱情增多的家庭婚姻是否就会稳定和幸福呢?可见, 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中, 路遥的小说又为我们增添了新内涵, 至少赋予了其更为丰富和现实的内容与意义。

        总之,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历时百年, 在许多领域和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然而在婚恋关系上的理论和实践却并不理想。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 过于表面和简单地看待“爱情”尤其是初恋, 对于恋爱与婚姻关系的复杂性、现实性和内在张力缺乏深入探索和深刻反省, 特别是表现在理念大于实践、惯性大于反思、智力大于智慧。路遥小说在此虽不能说臻于完成和完善, 但其探寻是有价值的, 许多方面都有所推进。至少可以这样说, 路遥与鲁迅、林语堂等作家一起, 对恋爱与婚姻关系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辩证思考, 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同呼共吸”的心灵叙事

        一个小说家到底该怎样叙述, 不同流派和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路遥小说显然继承了鲁迅和柳青等人的小说传统, 有更多介入感和自己的体温。就如有学者所言:“路遥在修辞上显示出积极的介入姿态。”“路遥的确属于那种不怕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的声音和存在的主观介入型的写实主义作家。具体地说, 路遥小说中的叙述和描写, 常常体现着路遥对人物的同情态度和对事件的情感反应, 我们从这些态度和反应里, 能感觉到一种美好的‘人情味’和诗性意味。” (49) 不过, 路遥是如何“积极的介入”小说的, 这还需要进一步研讨。笔者认为, “同呼共吸”的心灵叙事是路遥小说的一大特点。

        所谓“同呼共吸”既有一种积极介入的距离感, 又是心气相通的知音之感, 是一个作家与时代、场景、人物、读者等的强烈共鸣。路遥说过:“每一次走向写字台, 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他“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 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 这样“便获得了一种力量” (50) 。这是以虔诚之心进行的全身心投入式写作。他还说, “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 是我一贯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 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 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 (51) 。读路遥的小说, 我们既能感到作家离文本很近, 甚至直接活跃于作品中;又能感到作家一直在塑造强烈的自我形象, 以便代作家发言出声。其中, 我们既能看到作家通过自我形象站出来进行的大段议论, 又能看到作家的身影、情感、体温以及如在耳边吹拂的呼吸。路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较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情感型作家, 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有激情, 还有深情、同情、温情。情感仿佛投入池水中的石子, 在路遥的小说中心开花, 逐渐向四边荡漾开去, 最后变成细碎温柔的涟漪, 浸润着人们的心怀。

        一般认为, 路遥小说中过多的议论是一种局限甚至败笔, 因为小说理论告诉我们:作者要靠人物形象说话和推动, 作家应少出来直言。但若摆脱理论成规, 尤其不简单地套用理论, 我们又应给予路遥的小说议论以更多的理解和高度评价。这是因为, 作为一个“积极的介入”的小说家, 他的议论也是一种文体形式, 是作家自我形象的宣言, 好的议论对作品有画龙点睛之妙。当小说叙述带领读者进行漫山遍野的游荡, 富有思想和智慧的议论无异于遍地开花和指点迷津。如当讲到基层干部张有智不思进取, 有人将原因归于男人的“更年期”, 路遥站出来这样议论:“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感觉到, 并不是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就一定要‘变态’。相反, 一些人进入老年期, 却由原来的不可爱变为可爱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期。人往往到此时才心平气静地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 洞若观火地审视自己半个世纪生活中的那些失误和不当;同时更广阔和透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即所谓‘知天命’。因此, 这样的人就能在这样的时期极好地调整自己, 用更宽容、善良、豁达和优雅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甚至一个恶人, 到此年龄真正总结了他的人生, 也可能一改前非, 而生出对人和世界的慈爱之心。五十岁六十岁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另一个起点。” (52) 这样的议论在小说中具有点醒作用, 它一下子就让人生尤其是老年人变得开阔、通达、快乐和超然了。

        路遥曾明确表示:“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 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 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 就像一块火石, 遇到什么, 就能碰出火花来, 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 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一个真正的伟大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 (53) 激情和深情在路遥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它是由激情发动后, 直接进入灵魂深处, 有开掘地下岩泉之功。它深刻透彻、清冽甘美, 读这样的文字若在畅饮玉液琼浆。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写道:“农民啊, 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与播种, 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 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 (54) 当田晓霞去世, 孙少平故地重游, 想起晓霞, 内心的波涛可谓汹涌澎湃。作品写道:“干涸了, 爱情的河流……不, 爱的海洋永不枯竭!听, 大海在远方是怎样地澎湃喧吼!她就在大海之中。海会死吗?海不死, 她就不死!海的女儿永远的鱼美人光洁如玉的肌肤带着亮闪闪的水珠在遥远的地方忧伤地凝望海洋陆地日月星辰和他的痛苦……哦, 我的亲人。” (55) 省略号、多个叹号、问号的运用, 声调词、短句与长句的交叠融合, 使情感表面具有张力、透力, 也直达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路遥的小说激情与深情形成的交响乐章。

        同情与温情是路遥的小说心灵叙事更为内在的秘密。如果说激情与深情如海涛雷电, 同情与温情在路遥的小说中无疑具有渗透力, 它在不经意间传达与浸染, 从而起到细雨润物、落叶无声的作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是一篇充满同情与温情的小说。面对高广厚所受的婚变以及那无言的苦楚, 卢若琴这个女孩子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温暖, 她帮带孩子, 在他最困苦无助时给予鼓励与温情, 所有这些都是对美好人性的歌咏。《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处处能体会人世间的同情与暖意, 即使在最无助时, 都有一双手、一个眼神、一抹笑意过来, 使他感到人世间的善良美好。在曹书记家背石头, 他背部血肉模糊时, 书记妻子的关心是这样;在煤矿, 他生活孤寂时, 慧英一家的关爱是这样;看到他打工所住的环境简陋而纷乱, 晓霞默默给他换了干净被褥也是这样。路遥动情地写田晓霞对少平的同情与柔情:少平“看见, 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他的旧褥子上, 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块原来的破被子上摞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孙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 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 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 (56) 同样的, “当少平让晓霞为妹妹买那几件女孩子的必需品时, 晓霞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她被少平能这样周到地体贴人而深受感动……” (57) 最令人感动的是少安夫妻之间的同情与温情:看到少安第一眼, 秀莲就同情和热爱他, 于是不要任何彩礼就死心塌地跟着他。结婚后, 再苦再累再难她也从无怨言, 而是默默承受和全心全意关爱丈夫。这是妻子对丈夫的温情。少安对秀莲的温情主要通过两个细节:一是面对妻子坚决要与老人分家, 少安怎么也劝不转, 于是“举起他的老拳头”要对秀莲动粗。此时的秀莲一动不动, 哭着对丈夫说:“你打吧!你打吧!”路遥写道:“少安猛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劳得又黑又粗糙, 便忍不住鼻子一酸, 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展开捏紧的拳头, 竟然用手掌为妻子揩了揩脸上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他怀里, 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他的胸口, 久久地抱着他不放开。” (58) 另一细节是, 少安与秀莲结婚, 润叶托人送来两块杭州的锦花缎被面。当轮到润叶结婚, 少安愁得无力还这个人情, 因为“两块缎被面, 少说也值五六十元”, 而秀莲则毫不犹豫从箱子里拿出自己出嫁时父亲送她的五十块钱, 让少安给润叶“买件像样的东西”。秀莲还说, 她原准备用这钱给丈夫缝件大氅。路遥写道:“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怀里, 在她脸上亲了亲。于是, 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五十块钱, 跑到米家镇用四十六块钱, 买了一块黄原出的羊毛毯。剩下的四块钱, 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 (59) 这最后一笔更加温暖, 虽然只有四块钱的围巾, 其温情暖意通过妻子脖子会传遍她全身心。还有, 当少安和少平陷入困境或离家的前夜, 父亲总会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摸儿子的头发, 这是一种无言的温情;当路遥写“风带着潮湿的柔情, 开始亲吻这座城市”时, 这是一种内在的温情 (60) 。在路遥的小说中, 不论是笔下的人物, 还是一草一木, 抑或是作家的自我形象, 还有作家本人, 都有一股阳光般的温情蜜意, 通过同情、感恩、祝福相互交融, 如水般渗透着焦渴人的心田。

        路遥的小说还有一种叙事, 那就是多用“亲爱的”和“是的”进行表达。据笔者细读后统计, 《平凡的世界》用“亲爱的”多达102次, 用“是的”多达109次;《人生》用“亲爱的”11次, 用“是的”5次;《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用“亲爱的”18次, 用“是的”4次;《姐姐》用“亲爱的”9次, 用“是的”1次;《风雪腊梅》用“亲爱的”7次, 用“是的”1次;《在困难的日子里》用“亲爱的”5次, 用“是的”3次;《生活的咏叹调》用“亲爱的”2次, 用“是的”4次;《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用“亲爱的”1次, 用“是的”4次;《痛苦》用“亲爱的”1次, 用“是的”3次;《惊心动魄的一幕》用“亲爱的”3次;《夏》用“亲爱的”1次;《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用“是的”2次。《月夜》《青松与小红花》《不会作诗的人》《猪》《匆匆过客》中没有使用。这样, 路遥的小说共用“亲爱的”为160次, “是的”为136次。一般说来, 在路遥的小说中, 这两个词出现频率如此之高, 既令人不可思议, 又会被视为局限和败笔, 因为小说理论是忌讳重复的。不过, 对此也不能简单给予否定, 还需做具体的研究分析。这是因为, 两个词在路遥的小说中何以会频现, 其内涵如何, 它们有无正面意义?以“亲爱的”为例, 通过研究发现:这个词在路遥的小说中是同中有异, 内涵丰富。如它常与亲情、恋情、友情、家乡情等相关, 这样出现较多的往往是“亲爱的”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儿子女儿、恋人爱人、师生朋友、城市村庄、祖国乡情、花花草草等。又如, 在情感最深的人与物间, “亲爱的”用得最多, 如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篇回忆散笔中, “亲爱的”共用了4次, 而这4次都是用“亲爱的女儿”来表达, 从中可见路遥对女儿之情深意长, 也可感受到在至亲之人间使用“亲爱的”既合乎情理, 又有助于表达作家内心的真诚。还有, 在这些“亲爱的”中, 有时用“心爱的”, 后者比前者更进一层, 是夫妻恋人间的用语, 这一细微差别也显示出路遥情感的细腻与深度。还有, 路遥的小说中, 使用最频繁也是最具范式意义的是“亲爱的人”, 它共有32次, 占整个“亲爱的”总数的五分之一。路遥曾引艾青的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以此来说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亲密关系。他还表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 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 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的体验是, 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 (61) 由此可见, 路遥的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亲爱的”, 因为他首先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即使是一些反面人物甚至恶人, 他往往也能看到其光彩;其次是与描写对象进行真诚的心灵沟通, 以获得同呼共吸的知音感;再次是用艺术表现手法使之更容易感应共鸣。至于说“是的”之运用, 也与作家的“心灵叙事”有关。这是因为在路遥的小说中, 也有像“不”这样的否定式修辞, 但远无“是的”用得普遍。前者为意识和心理之拒斥, 后者则是顺应与赞同之意, 即使作为“引入语”的“是的”, 也有助于心灵的沟通与交流。有学者认为:“路遥和它的作品所要担当的并非是‘交流’和‘沟通’的角色, 而是‘导师’和‘引路人’的角色, 是‘意识形态’借助文学的传声筒试图再次整合和规范社会, 树立信仰, 给人生、理想、青春和奋斗提供‘合理答案’的文学行为学。” (62) 我赞成关于路遥小说的担当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看法, 但不同意否定其“交流”与“沟通”功能, 因为它忽略了在更深的心灵层次上路遥小说所进行的叙事功能。

       路遥的小说一定有其不足, 有的可能还是根本性的。不过, 我们一定不能只从细枝末节、技术或是简单的现实主义立场看待它们, 更不能用模式化的理论尤其是西方的后现代理解阐释和肢解它。像一个掌握了十八般武艺的武林高手, 路遥不愿甚至不屑于使用各种文学 (小说) 理论套路, 来从事小说创作;而是将天地宇宙作背景, 在历史、时代、社会、生活层面摸爬滚打, 经过痛苦熔炉的冶炼, 发现了人生和生命智慧的真金, 并以一颗灵心去感悟、书写和创造。这就是路遥的小说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 也是他与那些优秀作家站在一起的充分理由。

      注释(参考文献):

1 有学者认为, 在已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中, 洪子诚、杨匡汉、孟繁华等主编的当代文学史, 以及崔志远的专著《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 都没提及“路遥”。一些当代文学史虽提到路遥及其《人生》, 但没涉及《平凡的世界》, 也未给路遥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篇幅介绍和足够的评价。 (见汪德宁的《“路遥现象”的当代启示》,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2 参见廖玲:《路遥小说的平民意识》, 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1年。 

3 (36) (59) 《路遥文集》第1卷, 第346-347页, 第272页, 第268、31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4 (11) (12) (20) (21) (26) (27) (29) (42) (54) (56) (57) (58) 《路遥文集》第2卷, 第97页, 第334页, 第59页, 第248页, 第374-375、399-400、408、411、264-265页, 第20页, 第203-206页, 第302、311、360、362-363页, 第196-197页, 第145页, 第350页, 第424页, 第117页。 

5 (6) (13) (14) (15) (22) (35) (40) (41) (44) (52) (55) (60) 《路遥文集》第3卷, 第6页, 第72页, 第85、88页, 第271-277页, 第277页, 第106页, 第70页, 第118页, 第203页, 第258页, 第345页, 第251页, 第403、405页。 

6 肖云儒:《路遥小说的意识世界》, 《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 

7 (37) (38) (39) 《路遥文集》第4卷, 第142、333-334页, 第142页, 第148页, 第172页。 

8 (10) (16) (25) (28) (45) (50) (51) (53) (61) 《路遥文集》第5卷, 第359、326页, 第285页, 第251-252页, 第252页, 第283页, 第394页, 第250、382页, 第336页, 第392页, 第380-381页。 

9 《王元化集·卷一·早期作品》, “总序”第9页,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 参见李俏梅:《从〈平凡的世界〉结尾看路遥精神世界的深层矛盾》, 《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11 (43) 林语堂:《八十自叙》, 第1页, 第34页, 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 

12 参见贺智利:《路遥的宗教情结》, 《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 

13 史铁生:《她是一片绿叶》, 《史铁生作品集》第2集, 第48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 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2集, 第125、13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15 王力彦:《路遥创作中的理想主义精神》,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大学文学部, 2008年。 

16 邢小利:《三个半作家及三个问题》, 《回家的路有多远》, 第195页,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 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 (代序) 》, 李建军、邢小利编选:《路遥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 邹韬奋:《爱与人生》, 《约翰声》1922年3月第33卷第2号。 

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94页,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 萧南选编:《衔着烟斗的林语堂》, 第143页,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1 林语堂:《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第1集, 第31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22 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23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 《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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