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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使命(附全文PDF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8-07-20 11:09:23 文章来源:SCI论文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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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高品质文艺作品的需求, 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最为核心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学最大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不足, 是对文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一功能与使命贯彻得不彻底。要求文学作品为人民喜闻乐见, 并不是要求文学家放弃艺术上的追求, 它对文学家的艺术创造能力要求更高。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当代文学应当警惕把作家自我表达的愿望放在人民的需要之上、商业化运作中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哗众取宠、文学表现形式过于“西化”等创作倾向。一方面努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关注特殊群体, 为底层群众与青少年提供合适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让人民群众在文学作品中感受生活的希望, 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提升精神境界。

       关键词:
      十九大报告; 人民性; 文学使命; 现实诉求; 精神家园;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Age is to Meet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Hong Jun

        一、文学的初心及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必须牢记,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1) 。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千头万绪的, 不同的艺术家或理论工作者面对不同的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见解。然而, 在当代中国, 当涉及作家究竟应该为谁写作、文学的最终使命与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些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时, 必须在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与奋斗目标的维度上寻求答案。十九大报告在主题词中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最大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这是由它的“人民性”这一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2) , 并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这一根本立场, 号召文艺工作者“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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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二三十年来,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许多成绩, 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 就是无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 还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建构中, 对文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一功能与使命强调得不够, 贯彻得不彻底。文学在整个文化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 社会影响力下降, 是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文学界常常谈论的话题, 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在谈到这一局面产生的原因时, 文学家与理论家往往会强调影视文化的冲击、网络化的媒介环境的冲击等外在原因, 其实, 造成上述局面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是相当一部分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水平与走向的主流作家的作品, 只适合一个很小圈子的审美趣味, 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欣赏。对这种情况, 文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 然而多数时候, 作家与批评家们只是抱怨一般读者的欣赏趣味太平庸, 无法理解作家的艺术创新与追求, 而文学创作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接近广大人民群众, 为更多的受众接受与理解, 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在文学阅读中产生精神上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得到审美的愉悦与思想境界的提高, 这些角度的问题, 很少进入文学家与批评家的视野。而当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只愿意遵从自己的艺术趣味, 过分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经验, 甚至把写作当作个人追名逐利、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赢取足够生存空间的手段时, 离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心与使命就已经很远了。对他而言, 坚持文学的人民性, 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之上。

        文学在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决定着人们对它重视的程度, 决定着它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占有的位置。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论断, 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4) 。可以说, 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奋斗目标, 也是新时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仅包含物质层面, 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对高品质文艺作品的需要, 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最重要的内容, 能否通过文艺作品加深对现实与自身的理解、增强生活的勇气与希望、获得审美的享受与熏陶, 将成为人民感知并衡量生活美好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十九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来衡量, 而包括文学欣赏在内的审美活动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有着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不可替代的功能。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的历史巨变, 为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使它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当代文学真正像习近平同志十九大报告所讲的那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参与到时代发展大潮之中, 在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方面, 在中国人民全面实现小康、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 那么文学自身也会获得大发展、大繁荣, 社会地位自然会得到大的提升。反之, 如果当代文学面对新时代的召唤无动于衷, 仍然沉溺于一个小圈子, 过分强调文学技术的先锋性、文学经验的私人性、文学写作的非功利性, 不能根据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 那么不仅它在整个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尴尬位置无法得到改变, 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工作者辜负了一个伟大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责任与神圣使命。

        二、文学现状与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距离

         当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 文学界有必要思考这些问题: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有着怎样的特点, 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 与文学所要承担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一使命之间, 还有多大的距离, 需要作出哪些调整与改变?

       谁也无法否认, 中国社会近二三十年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 人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有些当代作家还沉浸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是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氛围与文学观念中, 对时代新的变化反应相当迟钝, 所创作的作品,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无法适应人民群众发展变化了的需要。

        每当谈到文学创作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与欣赏水平时, 一些作家、批评家与理论工作者就会担心艺术家对大众的迁就, 将导致作品艺术水准的下降, 甚至导致文学艺术的庸俗化。之所以有这种担心, 其实是因为没有看到,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了质的提高, 而且在文化水平、艺术欣赏水平上也有了质的提高。尽管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到1979年邓小平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词, 再到习近平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 党对文学艺术的人民性立场的强调一以贯之, 但是今天文学艺术所面对的人民群众, 与延安时代所面对的工农兵群体, 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面对的读者群体, 在文化水平、思想方式、艺术阅历等方面, 不可同日而语。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 (5) 。因此, 要求文学作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为人民喜闻乐见, 并不是要求文学家放弃艺术上的追求, 降低自己的艺术水准, 而是要求文学家的艺术趣味、艺术追求与人民群众不能相互隔膜,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应当尽力跟上时代的新发展、把握人民的新需求。这对文学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不仅不是一种限制, 而且是一种更大的考验。

       有学者统计, 我国现在每年会有数千部长篇小说、数十万篇 (首) 散文和诗歌产生 (6) 。然而, 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数量在不断萎缩,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期刊与出版社海量推向社会的文学新作, 绝大部分只是没有实际艺术生命力的文化泡沫, 极少有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 在社会上引起大的反响。而这些作品最主要的问题, 并非是因为超越了一般大众的欣赏水平, 曲高和寡, 而是因为它们大多是由作家闭门造车、相互模仿生产出来的。不仅不接地气, 而且文学观念与艺术手法也陈陈相因,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许多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 根本不了解当下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阅读需要。因此, 作品发表与出版之日, 便是其艺术生命终结之时, 最终只是满足了作者本人虚幻的作家梦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另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是一些作家往往把自我表达的需要放在人民的需要之上, 而这些作家所展示的心理、表达的思想, 与变化了的时代格格不入, 难以触及时代的真实问题, 难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形成共鸣, 最终变成无关大众痛痒的私人呓语, 甚至是毫无美感的个人情绪宣泄。

        如果说文学写作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里独立完成, 个人色彩比较强烈, 那么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出来, 就进入了公共领域, 与其他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一方面, 作家要通过写作活动满足精神探索与自我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 他又必须保证自己的表达与他人的存在具有相关性, 并通过自己的写作帮助他人更好地生存。这是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 它要求作家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公众时, 应当考虑作品可能带来的后果 (7) 。实际上, 包括鲁迅、卡夫卡在内的许多作家, 都曾经对通过文学作品把自己过于灰暗的人生体验传达给他人, 有着一种道义上的担忧。而且, 对文学创作而言, 作家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不加保留地宣泄出来, 不一定能够保证创造出来的就是好作品。赤裸裸的欲望表达, 琐碎而无意义的个人日常心理展示, 不仅不能给读者带去审美的享受, 反而可能引起读者生理上、心理上的反感。这样的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与情绪, 即便对作者是真实的, 也与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与心理体验十分隔膜, 常常让人感到矫揉造作, 无病呻吟, 很难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很难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艺术欣赏需要。因此, 习近平同志告诫文艺工作者, “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 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 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 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8) , 避免“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9) 。一个作家只有从个人的狭小天地中走出来, 回到现实, 融入火热的生活, 感受时代氛围, 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在强调用文学创作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时, 当代文学不仅应该警惕作家过于强调自我表现、使作品内容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产生隔膜这一倾向, 而且还应当警惕商业化运作中把人民群众简单地当成消费者, 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庸俗的审美趣味哗众取宠的创作倾向。

       表面上看, 文学的商业化运作会充分考虑作为受众的人民群众的文学阅读需要, 但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实践过程, 我们却发现由市场设定的文学消费导向与人民群众真实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常常是错位的。习近平同志曾经批评的文艺创作中“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 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 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 “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 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 形式大于内容” (10) 等乱象, 在文学生产中同样存在。而这一切与过分强调文学生产的市场化运作直接相关。正是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 才出现了许多不顾文学的社会效益、格调低俗的作品。同样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一些所谓的严肃文学, 也常常加进许多不避烦琐、不忌道德底线的色情内容, 出现许多对暴力、凶杀、血腥场面进行渲染的文字, 不少作品还刻意迎合官本位、拜金主义、性别歧视等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庸俗落后思想。对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种倾向, 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 是格调健康、内容积极、形式活泼、具有人性的深度与生活的厚度、能够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情感的陶冶的文学, 那些靠过度商业化运作而产生的文学, 对读者、对社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与人民群众真实的文学需要南辕北辙。

       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角度看, 中国当下的不少文学作品还存在以下问题, 即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过深, 表现形式难以适应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心理与阅读习惯, 过于浓厚的“西化”色彩与当代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出现错位。当代中国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学走过来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改造文学的观念, 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从文化立场上看, 其最大的局限性, 就是将文学的现代性寄托于对西方文学形式的简单移植, 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之间形成了过于明显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 这种“断裂”进一步加剧, 使得许多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人物、故事、背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脱离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这也是导致当代文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相隔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问题, 从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 并试图加以解决, 但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甚至在一些特定时期愈演愈烈。

        今天我们提出要警惕文学形式过于“西化”的现象, 还基于提高文化自信这一更具时代色彩的命题。当今的中国, 人民在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之后,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族自豪感显著增强, 而过分“西化”的艺术形式与人民群众已经日渐确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是不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就是当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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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注现实问题, 关注特殊群体的阅读需要

        当代文学要想走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首先应该使文学的内容与人民群众具有相关性, 表达人民群众真实的愿望与诉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 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 讴歌奋斗人生, 刻画最美人物” (11) , 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 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做人民的孺子牛” (12) , 所阐明的正是这一道理。

       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是文学走近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十九大报告在总结成就、展望未来的同时, 也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并指出了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 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比如:“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等等 (13) 。这些问题,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当代文学应该通过艺术的方式, 以现实主义的态度, 用典型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故事情节, 表达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愿望与呼声, 展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过程的曲折性, 表现党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与成就。这样的文学作品, 是人民群众最愿意看到的。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品, 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梁鸿的《出梁庄记》等, 正是因此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与赞扬。同时, 这样的写作, 也是文学介入当下社会的一种方式, 是文学对推进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应该承担的一种义务。

       文化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面。而“文化公平是涵养、实现社会公平规则、平等公共空间的标志, 享有文化公平是人格的完整和尊严自由的象征” (14) 。我国每年虽然有海量的文学作品被生产出来, 然而, 仍然存在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的文学资源十分有限这一问题, 而这部分人往往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一些底层群众文学接受资源匮乏的一部分原因是文学的流通渠道在有些地方不发达,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在正规出版的文学作品中, 尤其是当今著名作家的作品中, 能够适合底层群众文化水准、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当代文学要真正做到为人民而写作, 就必须保证文学接受活动能够延伸到社会的底层民众、弱势群体之中。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性最集中的体现, 是检验当代文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最重要的指标。

        在谈到文学的人民性时, 必须强调“写人民”与“为人民而写”是两个虽然相关但角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发现, 许多作家也会怀着深切的同情去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作品中也会涉及底层人民的愿望与诉求, 但这些作品往往并不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阅读对象, 其文体风格、语言表达方式、叙事策略等, 决定了它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文学圈子里流传。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品与底层无关或无益, 但它们的存在, 对改变底层民众所能接触到的优秀文学资源十分匮乏这一现实, 确实是没有帮助的。而对那些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私人小厂里的打工妹、边远乡村的青年人而言, 在相对匮乏的文化环境中, 一本能够走进他们生活的健康积极的文学作品, 完全有可能激发出他们内心的善良天性, 校正他们对社会的偏颇认知, 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鼓舞他们真诚生活的勇气, 以至最终改变他们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 中国文学界曾就底层问题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讨论, 遗憾的是, 在那场讨论中, 作家如何写出适合底层民众阅读的文学作品这一问题, 始终没有被提出来。“当我们试图谈论底层文学, 谈论文学的底层关怀时, 对底层民众的文学阅读需求仍然视而不见, 或者以种种理由推脱文学家满足这种需要的义务, 就会显得缺乏诚意, 显得虚假。很容易让人怀疑, 所谓的底层关怀, 只是当下不太景气的文学借助于底层这一包含太多伦理色彩的概念, 为自身寻求道义支撑的生存策略。” (15)

        除社会底层这一群体之外, 青少年群体的阅读需要, 是当代文学在试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时应当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就中国而言, 过去一百来年的几代青年人, 是读着自己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 以《狂人日记》《家》《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 在不同时代的青年人了解社会、思考爱情、确立人生目标、把握自己命运的过程中,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青少年群体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总是需要青春偶像, 需要人生导师。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途径之外, 艺术作品是最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一个文化场域。对这一场域, 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不去占领, 消极有害的文艺作品就会取而代之。在当今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文化娱乐环境、社会舆论环境中, 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新兴文学样式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文学样式, 而这些新兴文学样式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青少年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对试图介入到青少年的成长教育中, 为他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当代作家而言, 一方面, 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对青少年有吸引力, 就必须面对新的信息传播环境、文化娱乐环境、社会舆论环境, 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另一方面, 在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的过程中, 又要坚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去引导青少年,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然而又是一件必须认真做的工作, 是当代文学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

       四、为人民群众提供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多层面的。他们不仅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 通过文学作品传达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 借助文学作品的阅读放松心情, 实现身心的娱乐。同时, 他们也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希望, 确立起积极的人生态度;接受真、善、美的熏陶, 提升精神境界;启蒙心智, 获得思想上的教益;确立人生信仰, 找到心灵的依归。因此, 要求当代文学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并不是要求文学家一味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欣赏水平与思想状况。在文学服务人民群众的问题上, 普及与提高这两个维度从来都缺一不可,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取向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新时代的中国,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也会有艰难险阻, 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 很难避免出现暂时的挫折。现实生活与人生往往是复杂的, 充满各种矛盾, 也会有局部的黑暗。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 在从事文学创作时, 固然不能刻意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负面因素, 但也不应只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消极的一面、丑恶的一面, 向读者传达一种无望的情绪, 使读者因此而失去生活的勇气。看不到希望与梦想的人生是悲惨灰暗的人生, 一个缺乏生活勇气的人, 很难创造出精彩的未来。因此, 习近平同志一方面提倡作家走近人民群众,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深深融入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也强调作家“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 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人民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和丑恶现象, 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 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16) 。

       在谈到文艺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时, 习近平同志还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17) , 要求用艺术的真善美感化人心, 塑造人民群众美好的心灵。好的文学作品, 既来源于生活, 也高于生活。人民群众阅读文学作品, 不仅是要通过文学作品认识现实, 而且也希望通过文学作品, 与一些高尚的灵魂对话, 借助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带有虚构性、想象性的空间, 超越现实生活的琐屑与平庸, 进入一个诗意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审美的世界。中国传统儒家诗教的核心, 就是融诗教、礼教于一体, 融知识教育、人格教育、审美教育于一体。古往今来, 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 总是能够培养起读者高雅的情趣, 提高读者的文明修养。文学作品是人民群众提高自己人生境界与精神层次的重要食粮, 而这首先需要我们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 具有丰厚的艺术内涵与高尚的思想内容。

        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 文学的世界, 也是获得信仰、锻造灵魂的精神家园。在文学作品中, 他们可以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根脉, 将现实与历史贯通起来;可以找到对国家、对社会的认同感, 将个体的生命融入祖国与时代的强大躯体之中;可以感受到文化的自信, 因发现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而能够承担这种功能的文学作品, 必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必须具有一种博大的家国情怀, 必须具有传统文化的基因, 能够彰显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人民的美好生活, 不仅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 更要有一个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作为保障。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 将是当代文学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所作的一个巨大贡献。

注释:

1 (4)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44-45页, 第19页, 第9页,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54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5) (8) (9) (10) (12) (1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13-14页, 第14页, 第17页, 第9页, 第9页, 第18页, 第23页, 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 参见艾斐:《以人民为中心, 从“我”走向“我们”》, 《中国文化报》2017年11月10日第3版。

5 (15) 泓峻:《文艺缀思录》, 第3页, 第8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6 (1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12页, 第14-15页,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 刘忱:《让人民成为文化的真正主人》, 光明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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